越性，而是極致的貫徹著務實主義的立場，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它始終堅守著經過實踐檢驗的實用性。
在會麵的最後，巴恩斯先生告訴我，這也是《泰晤士報》能夠與亞瑟·黑斯廷斯爵士保持長期合作的原因。
儘管亞瑟爵士與帝國出版是《泰晤士報》的長期合作夥伴，但這不代表他們就不報導對方的負麵新聞，巴恩斯先生對我說，倘若黑斯廷斯爵士明天在聖保羅教堂門前殺了一位主教，那麼後天清晨《泰晤士報》一定會在頭版頭條將這則新聞告訴全國民眾，但倘若那位主教確實該死，我們也會在第三版裡把理由交代清楚。
而當我把這話轉達給亞瑟爵士時，亞瑟爵士卻笑著回答說：「如果《泰晤士報》不這麼做，那我反倒該反思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一個手握全國最大電報網絡的人，一個能在半個小時內把一條新聞送到英國任何一座城市的人，居然不要求合作報紙替自己唱讚歌。
在德意誌，一個人倘若有能力讓報紙閉嘴，他通常會立刻這樣做。
而在倫敦，一個人明明有能力讓報紙替他說話，卻反而必須裝作自己沒有這種本事似得。
英國人的自由或許並不比德意誌人的秩序更純潔，他們把一切東西都拿到市場上出售，羊毛、煤炭、鋼鐵、選票、議席、報紙上的社論，甚至大臣的名譽，然而正因為一切都可以買賣，所以每一個買主又不得不維持市場本身的信用。
這就是倫敦最令我驚奇的地方。
德意誌人常常把原則供奉在神壇上，然後又在神壇背後偷偷違反它。
英國人則把原則擺在櫃檯上，標明價格，收下錢以後反倒認真維護起櫃檯的體麵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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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爾納，我不敢說我喜歡這一切，但我必須承認，我正在被這一切吸引。
這大概就是布萊克威爾先生跟我說的「英國式的務實」吧？
維爾納，我不知道該怎麼和你提這件事，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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