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民間教育普及程度之高,識字率之廣,放眼當時世界,實屬罕見。
朱由校記得自己曾看過一則後世學者的研究數據:明代中後期,城市平民的識字率已接近20%,江南富庶之地甚至高達30%以上;
而相比之下,直至1909年(宣統元年),清廷官方統計全國「粗通文墨者」僅約300萬人,按當時人口估算,識字率不足0.75%。這般懸殊的差距,足以印證滿清在愚民政策上的「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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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與大明同時期的歐洲諸國?那就更不必提了。彼時除少數貴族與教士外,絕大多數民眾仍是文盲。
英國、法國、西班牙等地的鄉村,能讀寫者鳳毛麟角,所謂「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尚在萌芽階段,遠未普及至大眾。
朱由校凝視著案頭攤開的史書,心中愈發清明,為張居正平反,不僅是還歷史以公道,更是要為大明重拾那份敢於變革的勇氣。
一個王朝最可怕的從不是內憂外患,而是失去了「直麵問題、破舊立新」的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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