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市局，老陳讓技術科檢驗床縫裡的頭發。結果很快出來：是李秀蘭的。
“至少證明她當時還活著。”小林說。
“但狀態不好。”老陳想起黃老板的話——李秀蘭一直哭，說想回家，說受不了了。
一個被家暴的女人，逃離了丈夫，跟了一個看似能救她的男人，結果發現陷入了更大的牢籠。她想回家，想離婚，想“堂堂正正”地生活，但那個男人不讓。
為什麼不讓？怕她暴露行蹤？怕她去自首？還是……怕她說出張建國死亡的真相？
電話響了，是遼陽的馬警官。
“陳隊，有重大發現！”馬警官的聲音透著興奮，“我們找到了張建軍的下落！”
“在哪兒？”
“在廣州！他1991年初去了廣州，在一家五金廠打工。但1991年6月之後，就離職了，下落不明。”
時間點又對上了：1991年6月，周國富和李秀蘭離開臨州，可能去了廣州。而張建軍也在廣州，6月之後失蹤。
“還有更巧的。”馬警官繼續說，“我們查了周國富的背景，發現他1990年之前，一直在廣州做生意，做的是建材和五金。他和張建軍，很可能在廣州就認識！”
老陳握緊了話筒：“能查到周國富在廣州的具體信息嗎？”
“正在查，但需要時間。廣州那邊流動人口太多，九十年代初管理又不規範，很難找。”
“儘力查。”
掛斷電話，老陳走到窗前。天色已晚，城市的燈火次第亮起。這個案子像一張大網，從遼陽到臨州，再到廣州，橫跨大半個中國。
張建國、李秀蘭、周國富、張建軍。四個人的命運交織在一起，最終演變成死亡和失蹤。
而現在，又多了一個謎團：西塘出租屋的血跡是誰的？平安旅社裡周國富手上的傷是怎麼回事？那張撕碎的汽車票到底意味著什麼？
“陳師傅，接下來怎麼辦？”小林問。
“兩條線。”老陳轉身，“第一條線，查周國富和張建軍在廣州的關係網，看他們1991年6月之後去了哪裡。第二條線……”
他頓了頓：“查李秀蘭的下落。如果她還活著，一定會想辦法聯係家人，或者留下痕跡。如果她死了……”
他沒有說下去。
第二天，老陳和小林去了臨州市郵電局。九十年代初，長途通信主要靠信件和電報，這些記錄都還保留著。
“我想查1990年到1991年間，從臨州發往遼陽的所有信件和電報記錄。”老陳對工作人員說。
“這……太多了吧？”工作人員為難。
“先查發往遼陽市紅星機械廠，或者收件人是王建軍的。”
工作人員搬出幾大本登記冊。三人埋頭查找，從上午查到下午。
終於，在1991年4月的電報登記簿上，小林發現了一條記錄：
“1991年4月5日，發報人：劉芬，收報人：遼陽紅星機械廠王建軍，內容：安好勿念。”
4月5日。張建國3月底遇害，4月5日李秀蘭給王建軍發電報。
“她為什麼要發電報？”小林不解，“不是說跟人私奔了嗎？為什麼還要聯係丈夫？”
“可能不是自願的。”老陳仔細看記錄，“你看，發報人的地址寫的是‘解放路127號’，那個假地址。這說明什麼？”
“說明她用了假身份，但想讓王建軍知道她還活著？”
“或者，是有人逼她用假身份發這封電報，製造她還活著的假象。”老陳分析，“如果王建軍收到電報，知道妻子還活著，就不會繼續追查，不會報警。”
“但王建軍說沒收到過電報。”
“可能真的沒收到，也可能收到了但沒說。”老陳合上登記簿，“但至少證明，1991年4月5日，李秀蘭還在臨州，還活著。”
繼續翻查。在1991年5月的記錄裡，又發現一條：
“1991年5月10日，發報人：周明，收報人：廣州白雲區張建軍，內容：已出發，老地方見。”
5月10日。西塘出租屋衝突是5月7日，平安旅社入住是6月8日。5月10日，周國富發電報給張建軍，說“已出發”。
“他們5月10日就離開了臨州？”小林算時間，“但6月8日又出現在平安旅社。”
“中間有一個月的時間差。”老陳皺眉，“這一個月，他們去哪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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