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這輩子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人勤地不懶”。
他經常坐在門檻上抽旱煙，眯著眼看我，一字一句地說：“阿城，你要記住，隻要肯吃苦，遲早有出頭天。”
後來經過實踐我才明白，隻要能吃苦，就會有吃不完的苦！
我爸吃了一輩子的苦，最後什麼也沒吃出來，隻吃出一身咳嗽，和一間四麵漏風的土磚房。
我是一九六八年生的，屬猴。我媽說我出生那天下著大雨，我爸在門外蹲了一夜，天亮時聽見我的哭聲，笑得像個傻子。
他給我取名叫“金城”，寓意黃金滿城。
名字取得再好，也擋不住命。
十四歲那年我輟學了。不是我不想讀，是家裡實在拿不出學費，還要給我哥娶媳婦攢錢。
我爸蹲在門檻上，最後隻憋出一句：“阿城，爸對不住你。”我說沒事，我也不愛讀書。
輟學以後，我先在縣城的建築工地上扛過水泥，一袋五十斤，一天扛三百多袋，肩膀上的皮磨爛了又結痂，結痂了又磨爛，最後長成一層硬殼，再也不知道疼。
一個月下來，工頭扣東扣西，到手不到二十塊。
我從沒偷過懶，可賺到的錢始終隻能勉強讓自己餓不死。
十八歲那年，有個同鄉從南邊回來，穿著的確良的襯衫，腳上一雙鋥亮的皮鞋，說話時口袋裡的鑰匙叮當作響。
他說東莞那邊開了一大片工廠，港商台商都往那邊擠，遍地是工作，一個月能掙一百多。
我爸把我叫到跟前，從懷裡掏出一個手帕包，裡麵是十三塊八毛錢。
“去吧，”他說，“出去外麵闖闖，外麵遍地是機會。”
就這樣，我搭著一輛裝滿雞鴨的貨車，輾轉來到了莞城市長安鎮。
那時候的長安鎮，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樣。
到處都是工地，到處都是剛起的廠房。高高的煙囪，成片的鐵皮棚，貨櫃車一輛接一輛地從鎮口開過去，揚起滿天的灰。
街上擠滿了來自五湖四海的外地人，說著我聽不懂的方言。
我最後進了一家港資的電子廠當保安。
廠子的老板是個香港人，姓何，個子不高，總穿著熨得筆挺的白襯衫。
他從來不正眼看我們，路過門崗的時候，我們敬禮，他連頭都不點一下。
但沒關係。保安一個月一百二十塊，管一頓午飯，比我在老家一年掙的都多。我一站崗就是十個鐘頭，大太陽底下，製服濕透了又乾，乾了又濕，後背結出一層白花花的鹽漬。
我不覺得苦。因為日子有奔頭！
也是在那一年，我認識了阿麗。
她是廠裡的普工，比我小一歲，湖南人。說話帶著一點軟軟的口音，第一次跟我說話，是因為她的飯票丟了，站在飯堂門口急得眼眶都紅了，我把自己的那張塞給她。
她拿著飯票，低著頭說：“謝謝你，保安大哥。”
我說：“我叫黃金城。”
她抬起頭，忽然笑了：“你這名字，好像有錢人家的少爺。”
“就是因為缺金，才取的這個名字。”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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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笑得更厲害了。
我們就這麼好上了。
下了班，我陪她走過那條鋪著煤渣的小路，看夕陽把整片廠區染成一片橘紅色。
我給她買過五分錢一根的冰棍，兩個人蹲在路邊分著吃。
她跟我講她老家的柚子樹，講她那個愛喝酒的爹，講她想攢夠錢回去開一家小賣部。
後來，我們在廠子附近的一個村子裡租了一間房，一個月四十塊。
房子不到十平米，一張木板床，一個掉漆的櫃子，一扇隻能開一條縫的窗。夏天熱得像蒸籠，晚上蚊子多得像下雨。
可那是我人生第一個屬於自己的“家”。
我把每個月的工資，除了寄回家的和房租，剩下的一分一分存起來，放在一個餅乾鐵盒裡。半年時間我攢下了三百塊。
我打算再攢半年，湊夠五百，就帶她回我老家見我爸媽，辦一桌酒席。
那時我什麼也不想，隻想努力賺錢，娶妻生子，普普通通的過完這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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