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希望和幹勁。那不僅僅是擺脫了舊日壓迫的輕鬆，更是一種參與創造新世界的自豪感。
我被這股樸素而熱烈的情緒感染了，心裡那點因為被誤拉進來的無奈早已煙消雲散。我笑了笑，也大聲說：“安雅大姐說得對！咱們婦女能頂半邊天！” 這句來自另一個時空的口號脫口而出，她們雖然沒聽過“半邊天”這個比喻，但意思都懂，紛紛笑了起來，氣氛更加融洽。
“妹子，看你像個識字的人？”安雅打量著我，忽然問，“咱們這兒正好缺個能寫會算的，幫著記記產量，學學新圖紙啥的。你要不試試？比在機器前站著輕鬆點。”
我還沒回答，就被旁邊幾個女工推著到了一個靠牆的、用木闆臨時搭成的“辦公桌”前，上麵堆著一些表格、鉛筆和簡單的圖紙。“就這兒！先看看，不懂就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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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這下徹底被“徵用”了。我看了看那些表格，無非是記錄各人每日產量、原料消耗的簡單賬目，圖紙也是最基本的織布花樣。這難不倒我。於是，我挽起袖子，對安雅和周圍的婦女們點點頭：“行，我試試。以前是認得幾個字。”
於是，我這個“高加索革命委員會委員夫人”、“軍事顧問”、“經濟政策起草者之一”，就在這個充滿棉絮和轟鳴聲的紡織車間裡，當起了臨時“記賬員”兼“技術指導”。一邊幫她們核對數字，解答一些簡單的操作問題（幸虧穿越前啥都懂點皮毛），一邊聽著她們七嘴八舌地聊天。
她們聊孩子，聊家裡分到的土地，聊廠裡新來的、不打人的工頭（其實是選舉出來的生產小組長），聊對未來生活的憧憬——希望能多掙點錢，給孩子買雙新鞋，給家裡添床厚被子。也聊起過去的苦日子，控訴舊廠主的苛刻，感激新政權給了她們工作和尊嚴。
我聽著，記著，偶爾插一兩句話。手上沾著鉛筆灰和棉絮，鼻尖縈繞著機油和汗水混合的味道，耳邊是機器的轟鳴和女工們爽朗的笑語。這一切，與總部會議室裡那些關於百分比、股權、階級鬥爭的激烈爭論，彷彿是兩個世界。但又奇妙地聯繫在一起——那些抽象的政策、冷酷的數字，最終目的，不就是為了讓眼前這些普通的女工，能安心地在這裡紡紗織布，為了孩子和“新生活”而綻放笑容嗎？
“妹子，你手真巧，這賬目理得清清爽爽！”安雅湊過來看，嘖嘖稱讚，“以前在家裡管過賬？”
“嗯……算是吧。”我含糊地應著，心想，管過的“賬”可比這個複雜危險多了。
“好好乾！”安雅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大得讓我齜牙），“以後咱們廠子好了，說不定還能送你出去學習，當更大的幹部呢！布爾什維克說了，婦女也能當幹部！”
周圍的女工們都笑了起來，充滿了善意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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