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北方大地天翻地覆的同時，南方各省也陷入了無休無止的爭執中。
這場爭執的核心，無關抗敵複土，無關安撫百姓，而是聚焦於一個最迫切也最敏感的問題——
社稷不可一日無主，到底該擁立哪位宗室承繼大統。
南京朝堂之上，兩大陣營針鋒相對。
鳳陽總督馬士英糾集了一批勳臣、太監，秉持“立親”之說，堅決主張擁立福王朱由崧上位。
朱由崧是萬曆皇帝的直係長孫，是崇禎皇帝的堂兄，如今崇禎以及他的三位皇子都已被俘，按宗法倫序，朱由崧無疑是最具合法性的繼承人。
而以錢謙益、呂大器、張慎言等人為首的東林黨人，則更傾向於“立賢”。
他們看中的是潞王朱常淓，神宗皇帝的侄子，論親疏差了一層，但據說此人素有令名。
可這場看似“立親”與“立賢”之爭，其實骨子裡還是萬曆朝“國本之爭”的延續。
早在萬曆年間，以東林黨人為首的文官集團，為了阻止神宗立老福王朱常洵為太子，可謂是前仆後繼，與皇帝鬥了十五年。
從“國本之爭”再到“福王莊田之爭”，雙方積怨已深。
一旦朱由崧登基，秋後算賬，東林黨人怕是要吃不了兜著走。
為了保住性命與地位，身為東林黨魁、禮部侍郎錢謙益不顧路途遙遠，兩次從常熟趕往南京，以“立賢”為名，四處遊說朝中諸臣，提議迎立潞王。
憑借其東林黨領袖的聲望與清名，錢謙益很快便拉攏了一大批擁躉；
其中不乏南京兵部侍郎呂大器、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右都禦史張慎言、詹事府詹事薑曰廣等朝廷要員。
而在這一眾支持者中，最具分量、也最能決定局勢走向的，則莫過於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
史可法，字憲之，河南祥符人，世襲錦衣衛百戶出身。
早在崇禎元年，他便考中了進士，並被外放到了西安府。
彼時的史可法還是一介小小推官，在三邊總督楊鶴的指派下，負責安撫各地流民和歸降的起義軍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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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他又跟著盧象升在中原剿寇，從戶部主事、員外郎一路升任南京兵部尚書。
雖然南京中樞建製完整，設有六部、都察院、五軍都督府等府衙，但卻多為閒職，官員基本也是些養老、貶謫之人，權力有限。
但唯獨南京兵部尚書一職不同。
自成化年間起，南京兵部尚書便固定兼任了“參讚機務”一職。
這一兼職賦予了其統管南直隸軍務的權力，地位遠高於其他南京官員。
有了調兵、統兵之權，因此史可法便與魏國公徐弘基、守備太監韓讚周組成了南京的最高決策層。
但到了明末，勳貴勢力早已衰落，徐弘基空有爵位卻無兵權；而崇禎被俘後，守備太監韓讚周也沒了依仗。
如此一來，史可法便成為了南京真正的定策核心，能夠同時號令文武百官，話語權無人能及。
身為東林黨人，他自然十分傾向於迎立潞王朱常淓。
可以說，隻要史可法下手快、以他南京兵部尚書和參讚機務的身份，聯合守備勳臣，守備太監，宣布擁立潞王監國，那麼福王便再無上位的可能。
但畢竟是傳統文官出身，史可法心裡很清楚，迎立潞王在倫序上站不住腳。
一個是神宗的侄子，一個是神宗的親孫子，誰近誰遠，一目了然。
如果強行擁立潞王，難免會被天下人指責為亂宗，繼而引發黨爭內亂。
因此，史可法便主動找上了鳳陽總督馬士英密商。
他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迎立遠在廣西的桂王朱由榔登基。
桂王同樣是萬曆皇帝的兒子，論倫序僅次於福王；同時封潞王朱常淓為“天下兵馬大元帥”，統管全國軍事。
這一方案可謂是一箭三雕，既能避免福王上位，同時也能安撫東林黨人、穩住馬士英集團。
為了說服馬士英等人同意，史可法甚至還親筆寫了封信，言稱福王有“七不可立”：
貪財、好色、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乾預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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