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八日中午，東京城內的槍聲已經基本停了。零星的、最後幾起自殺式衝鋒被壓了下去，零星的、最後幾聲自儘的槍響也停了。
聯軍的前沿部隊開始進入市區，逐街逐巷地接受日軍投降。
投降的日軍排著隊從掩體和廢墟裡走出來，把武器架在路邊，然後坐在空地上等收容。
日共的工作組跟著聯軍進入市區，開始登記俘虜、清點武器、安撫平民。東京的街道上第一次出現了不穿軍裝的人——那些從巷子裡、從廢墟裡、從地下室裡走出來的老百姓。
他們站在路邊，看著聯軍士兵列隊走過，看著日共的工作員在牆上貼布告，看著紅旗在政府大樓的屋頂上升起來。
沒有人說話。
沒有人歡呼。
也沒有人哭。
他們隻是站著，看著。
像是過了很久，又像是剛剛開始。
華盛頓。
一九三八年秋至一九三九年冬。
俄亥俄河的大洪水是一道分水嶺。
洪水退去之後，美共東線的攻勢徹底停了下來。
從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一九三九二月，整整半年，美共東線部隊幾乎沒有發動過任何大規模進攻。
他們忙著救災，忙著修路，忙著把被洪水衝垮的補給線重新接起來，忙著在占領區裡建立新的無產階級地方政權。
聯邦政府這邊看到了喘息的機會。
巴頓在給羅斯福的密報裡寫——“敵軍攻勢已疲，我軍可借此時機整補。
若能穩住現有防線，待國際形勢變化，未必沒有轉機。”
這個判斷傳到華盛頓的政商圈子裡之後，變成了一種更樂觀的東西。
華爾街的經紀人們開始重新討論“戰後重建”的概念，雖然戰爭還沒結束，但他們已經在盤算哪些行業會在“和平”之後最先複蘇。
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裡，小麥和玉米的價格率先在資本家們的炒作下穩住了，因為密西西比河以東的農場主們聽說“仗快打完了”，開始重新種地。
一些地方的民用工廠雖然轉了軍工還在造軍火，但已經有經理人在私下裡跟股東說——“等停火了，民用車的生產線一開，利潤能翻三倍。”
而宴會在華盛頓和紐約重新多了起來。
不是戰時那種簡樸的招待會，是真正的宴會——水晶吊燈，銀質餐具，侍者端著香檳在人群中穿行。
宴會上的話題從“德軍打到哪兒了”變成了“聯軍什麼時候打不動了”。
有一個華爾街的銀行家在紐約的一次私人聚會上說了一句話，被《紐約時報》的記者聽到了，登在了第二天的報紙上——“日本人牽製了德國人。這一點我們以前低估了。
隻要日本還在打，德國就不可能把全部力量壓到我們身上。
時間在我們這邊。”
這句話被美國的主流媒體進行了廣泛引用。
國會的議員們在演講裡開始用“我們的東方盟友”來稱呼日本——儘管日本從來沒有派過一兵一卒到美國戰場，儘管日本的海軍縮在港裡出不來，儘管日本的陸軍在九州和本州被打得節節敗退。
但這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日本還在打。
日本在東方拖著德國的後腿。
日本每多撐一天，美國就多一天準備的時間。
至於準備什麼，沒有人說得太具體。
有人說是準備反攻，有人說是準備談判，有人說是準備“體麵的和平”。
但無論哪種說法，前提都是一樣的——日本還在，時間還在。
丘吉爾是最積極的一個。
他住在華盛頓的一家酒店裡，每天的活動是演講、寫文章、會見記者。
丘吉爾他的演講內容千篇一律——英國沒有亡，英國還在，英國會回來。
他說日本是“自由世界的東方堡壘”，說美英日三國應該建立新一屆的“反共同盟”，說隻要堅持到底，“勝利終將屬於文明世界”。
丘吉爾的演講在華盛頓的政界和軍界還有一些聽眾。
有人覺得他過時了，有人覺得他可憐，但也有人覺得他說得對。
不管怎麼樣，丘吉爾的宴會預約總是滿的。
他的酒店套房裡每天晚上都有客人，有參議員，有將軍，有記者，有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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