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
一九四零年一月三日。
人民委員會大樓。
新年過後的第一次會議，韋格納沒有按原定議程開始。
他坐在長桌一端，麵前擱著一份報告，封麵是空白的，裡麵夾著十幾張手寫的紙條。
紙條是監察部送來的，內容是過去半年裡各地反映的乾部作風問題。
他把報告翻開，沒有念，隻是把其中一張紙條拿起來，看了兩眼，然後放下。
韋格納抬起頭來，掃了一圈在座的人——施密特、台爾曼、克朗茨、邁爾、還有幾個相關部門的負責人。
“今天的議程改了。”
他的聲音很平，但會議室裡所有人都聽出了那種平後麵的分量，
“先談一件事。談完了，再談別的。”
韋格納把那張紙條拿起來，念了上麵的一行字——“某州工業委員會副主任，其子三年內從普通技工提拔為車間主任，其女從醫院護士調任州衛生局科長，其妻從街道辦事員調任州婦聯副主席。
群眾反映：一家四口，三年三級。”
他把紙條放下，又拿起另一張——“某區黨委書記，其弟承包了區屬建築公司，其侄負責區屬運輸隊，其外甥經營區屬招待所。
群眾反映：區裡修路，包工頭是書記的外甥；
區裡運煤，車隊隊長是書記的侄子。”
他把這張也放下，又拿起一張——“某市駐軍後勤部，部長之子入伍兩年提乾，部長之女經特招進入軍校，部長之妻擔任軍屬服務社主任。
群眾反映：一家軍裝，全是軍官。”
韋格納把三張紙條並排擺在桌麵上，十指交叉擱在桌沿上，身體微微前傾。
他掃了一圈在座的人，說了一段話，聲音不高，但每一個字都落得很重：
“這幾張紙條，是我從監察部半年的信訪彙總裡挑出來的。
類似的還有很多。
我沒有都看。
我看不下去了。
同誌們，我們革命多少年了？
二十一年。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三百零四高地，我們打響第一槍的時候，我們在乾什麼？
我們在反對什麼？
我們在反對剝削，反對壓迫，反對一個人靠著出身和關係占著位子不乾活，另一個人累死累活連飯都吃不飽。
我們革命，就是要打破這種東西。但現在——二十一年之後——這種東西又回來了。
它不是以地主和資本家的形式回來的。它是以‘同誌’和‘家屬’的形式回來的。
它比地主和資本家更隱蔽，更難查，更讓人說不出話來。
因為人家不是地主，人家是‘革命乾部的家屬’。
人家不是資本家，人家是‘為革命做過貢獻的老同誌的後代’。
你說他不對，他說你‘忘本’。
你說他搞特權，他說你‘打擊革命乾部’。
你說他搞裙帶，他說你‘破壞同誌感情’。”
施密特把煙鬥從嘴裡拿下來，擱在煙灰缸邊上。
他沒有說話，但臉上的表情很沉。
克朗茨坐在對麵，雙手擱在桌麵上，手指頭攥得發白。
台爾曼靠在椅背上，眼睛看著天花板，像是在想什麼很遠的事。
邁爾翻開一個本子，拿起筆，開始記。
韋格納繼續說：
“我們分析一下這個東西是怎麼來的。
第一，權力長期集中在少數人手裡，沒有流動，沒有輪換，沒有有效的監督。
一個人在一個位子上坐久了，關係網就織起來了。
他的兒子、女兒、侄子、外甥、老部下、老戰友——這些人都是他的‘關係’。
這些‘關係’需要一個出口，需要一個‘安排’。
不安排，就是‘不近人情’。
安排了，就是‘用自己人’。
第二，革命勝利之後，乾部隊伍從戰時狀態轉入和平狀態。
戰時要打仗，誰能打誰上。
和平時期不打仗了，誰跟誰親近誰上。
戰時的標準是能力和戰功，和平時期的標準變成了關係和背景。
第三，對這群人來說，物資是短缺的。消費品是不夠的，住房是不夠的，好學校是不夠的，好醫院也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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