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一九四零年二月。韋格納家。
卡爾·弗雷迪今年十五歲了。
他不再是那個小時候去到人民委員會的時候在走廊裡跑來跑去、蹲在地上看螞蟻搬家的小男孩了。
弗雷迪的個子長到了一米七二，肩膀寬了，嗓子變粗了，下巴上冒出了一層淡淡的絨毛。
但他的臉還是小時候那張臉——圓圓的，笑起來眼睛彎成兩條縫——隻是多了些棱角，顴骨高了一點，下巴也方了一些。
他每天早上六點半自己起床，不用人叫。穿衣服，洗漱，吃早飯，然後騎自行車去學校。
自行車是他十二歲那年韋格納給他買的二手貨，騎了三年，鏈條換過兩回，車鈴壞了，刹車有點鬆，但他舍不得換。
他說這車“有感情了”。
弗雷迪在學校裡是個活躍分子。
他的成績在班裡排上遊，不算頂尖，但也不差。
數學和物理是他的強項，語文和曆史也不賴。
他最喜歡的是物理課——老師講力學、講電學、講熱力學的時候，他聽得特別認真。
他有時候會拿回家一堆破銅爛鐵，在院子裡搗鼓，裝個簡易電動機，或者拆個舊收音機看看裡麵的線路板。
韋格納有時候蹲在旁邊看他搗鼓，不說話，隻是看。
弗雷迪問他“爸，這個電阻是乾什麼的”，韋格納說“你翻書去，書上比我講得清楚，我可不是理科生”。
弗雷迪就翻書去了。翻完了回來告訴他“我想明白了”。
韋格納點點頭，繼續看他的文件。
弗雷迪在學校裡參加了足球隊。
他踢中場，跑動多，傳球準，不算球星，但教練說他“腦子清楚，知道球往哪兒傳”。
足球隊每周訓練兩次，周末有時候有比賽。弗雷迪每次比賽都去，穿著洗得發白的球衣，球鞋是去年買的，鞋底磨得差不多了，但他舍不得換新的。
他跟隊友們關係很好——隊友裡有工人的孩子，有農民的孩子，有乾部的孩子，有知識分子家庭的孩子。
弗雷迪可不分這些。
他跟他們一起踢球，一起洗澡，一起在更衣室裡瞎聊。
沒有人覺得他是“主席的兒子”。
他自己更不覺得。
有一次一個新來的隊友不知道他是誰，訓練結束之後拍著他肩膀說“弗雷迪，你爸是乾什麼的”，弗雷迪說“我爸在政府裡上班”，隊友說“哦，公務員啊”，弗雷迪說“差不多吧”。
後來那個隊友知道了真相，嚇得臉都白了，弗雷迪拍著他肩膀說“沒事，我爸就是個上班的，跟我媽一樣”。
乾部子女勞動的傳統，弗雷迪一直保持著。
每個周末，隻要沒有足球比賽，他就去街道辦報到。
街道辦的人給他分配活兒——有時候是去掃大街，有時候是去幫孤寡老人搬煤、修屋頂、通下水道，有時候是去農場幫著收菜、喂牲口、修籬笆。
弗雷迪乾活不惜力，搬煤的時候兩隻手黑乎乎的，掃大街的時候掃得滿頭汗，幫老人修屋頂的時候爬上爬下，褲子蹭破了也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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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辦的老主任姓米勒，六十多歲，跟弗雷迪很熟。
他有一次跟韋格納說——“主席，你家弗雷迪，乾活實在。
不偷懶，不耍滑，不嫌臟。
上次幫奶奶通下水道，通了兩個鐘頭，弄得滿身都是泥，通完了還幫人家把院子掃了。
奶奶要給他煮雞蛋，他不要，說‘奶奶你留著吃’。”
韋格納聽完，點了點頭，說了一句——“他乾他的，別誇他。誇多了容易飄。”
弗雷迪跟工農的感情確實好。
他去農場勞動的時候，跟農民一起蹲在地頭吃飯，他吃得很香。
他跟農民聊莊稼，聊天氣，聊收成，雖然很多事他不懂，但他願意聽。
有一次他在農場幫著收土豆，跟一個老農聊天，老農問他“你爸是做什麼的”，弗雷迪說“在政府上班”，老農說“政府的人啊，那可得好好乾，別學那些搞特權的”，
弗雷迪說“我爸不搞特權”，老農說“那好。你回去跟你爸說，就說我說的——搞特權的人，早晚要栽跟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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