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城地方檢察官辦公室。
埃裡克·哈特坐辦公桌後，桌上的煙灰缸裡堆滿了煙頭。
窗外的費城正下著雨，雨水拍打著玻璃，發出沉悶的聲響。
哈特盯著桌上那份剛剛送來的庭審記錄副本。
電話鈴聲再次響起。
哈特看了一眼屏幕，上麵顯示著一個來自華盛頓特區的號碼。
他沒有接。
任由鈴聲在辦公室裡回蕩，直到對方掛斷。
他知道電話是誰打來的，也知道對方要說什麼。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法律顧問，保險集團的說客，甚至是司法部的高層。
他們的意思隻有一個：必須定罪。
必須把路易吉·蘭德爾釘死在十字架上，用最嚴厲的判決來震懾那些蠢蠢欲動的效仿者，維護這套價值數萬億美元的醫療體係的尊嚴。
“一群蠢貨。”
哈特低聲罵了一句。
他站起身，走到白板前。
白板上貼著那十二名陪審員的照片。
“這就是所謂的完美陪審團。”
哈特低估了形勢。
他低估了法院門口那麵哭牆的殺傷力，低估了伊利亞斯·韋恩那個瘋子在法庭上煽動情緒的能力，更低估了裡奧·華萊士在幕後操縱輿論的手段。
現在的局勢已經徹底變了。
如果是在幾個月前，這就是一起簡單的謀殺案。
但現在，這是一場階級戰爭。
路易吉·蘭德爾成了一個符號，一個反抗暴政的圖騰。
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在那麵貼滿了死者照片的哭牆的注視下，想要在賓夕法尼亞州，或者在這個國家的任何一個地方，找到十二個完全不受影響、願意毫無心理負擔地判處路易吉極刑的人。
概率為零。
隻要有一個陪審員在最後時刻心軟，隻要有一個人因為同情那些死去的病人而產生了動搖。
結局就隻有一個：流審。
再來一次，結果還是一樣。
哈特會陷入無休止的重審循環，直到他的職業生涯被耗儘，直到他成為司法界的笑柄。
辦公室的門被敲響了。
哈特的首席助理推門進來，手裡拿著兩杯咖啡。
“老板，華盛頓那邊又催了。”助理小心翼翼地說道，“他們問我們什麼時候啟動重審程序，他們要求我們申請更換法官，並且把庭審地點轉移到保守派更集中的縣份。”
“沒用的。”
哈特接過咖啡，喝了一口。
“這案子已經成了全美的焦點，無論轉到哪兒，媒體都會跟過去。那個叫裡奧的市長，他的手伸得很長。”
哈特走回辦公桌後。
“我們在打一場必輸的仗。”
“一級謀殺罪的定罪門檻太高了。”
他看著助理。
“要定一級謀殺，我們必須向陪審團證明兩點：第一，預謀；第二，惡意。”
“預謀這一條，雖然有監控和購槍記錄，但辯方一直在強調被告的精神狀態和被迫無奈，這給陪審員留下了合理的懷疑空間。”
“最難的是惡意。”
哈特的手指敲擊著桌麵。
“在法律上，惡意是指這種行為缺乏正當理由或辯解。但在道德上，那個韋恩律師成功地把路易吉的行為，包裝成了一種必要的惡，甚至是為了救人而殺人。”
“陪審員也是人。”
“當他們看到那些拒賠單，看到那些死去的病人時，他們潛意識裡會覺得，路易吉雖然殺了人，但他沒有惡意。”
“他是在替天行道。”
“隻要這種念頭在陪審員腦子裡閃過一秒鐘，一級謀殺的指控就無法成立。”
助理愣了一下。
“那……我們怎麼辦？難道撤訴？”
“撤訴？那我們明天就可以去掃大街了。”
哈特冷笑一聲。
“我們不能撤訴，但我們可以換個玩法。”
“我們不需要無期徒刑。”
哈特的聲音變得冷靜。
“華盛頓的那幫老爺們想要無期徒刑，是因為他們想要恐嚇。但我是檢察官，我想要的是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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