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裡斯堡，州長官邸。
鮑勃·坎貝爾掛斷了電話，沉默片刻後，他站起身，走到辦公室另一側的陳列櫃前。
櫃子裡放著一把燧發槍，槍管已經生鏽，木托也變得烏黑。
那是他的祖先在獨立戰爭時用過的武器。
他是賓州的老錢。
對於坎貝爾家族來說，從政不是為了向上爬，也不是為了把權力變現成遊艇和豪宅。
那是一種義務。
一種源自古老貴族傳統的精英責任製。
在他的認知裡，賓夕法尼亞不單是一個行政區劃，還是他的家族莊園。
這片土地上的山川、河流、工廠，還有那些生活在其中的市民，都是莊園的一部分。
市民是他的佃戶。
作為莊園主，他有責任照顧他們，有責任確保他們吃得飽，穿得暖，有責任維持莊園的秩序。
他可以接受佃戶偶爾的吵鬨，甚至可以容忍他們提出一些過分的要求。
但他絕對不能容忍外人——尤其是華盛頓——衝進他的莊園，對他的佃戶指手畫腳，甚至要燒毀他的房子。
坎貝爾從酒櫃裡拿出一瓶沒有標簽的威士忌，給自己倒了一杯。
他不需要像其他政客那樣，在大選中還要看金主的臉色。
所以他從不被收買。
也正因為如此，他和華盛頓的關係一直很微妙。
那些黨內的大佬們既需要他來穩住賓夕法尼亞這個搖擺州，又對他這種不受控製的獨立性感到頭疼。
坎貝爾也知道這一點，他知道自己一直是個麻煩。
但同時，他又有求於華盛頓。
他不喜歡在哈裡斯堡這種地方處理行政事務，厭倦了和那些短視的地方議員扯皮。
相比於當一個管理莊園的州長，他骨子裡更像個法官。
他真正的熱情在於法律，在於那些能夠定義國家秩序的宏大敘事。
他的終極目標是司法部長。
進入內閣，執掌司法部，那才是符合他個人理想的歸宿。
而要拿到那個位置，他必須得到白宮的認可，必須在黨內擁有足夠的聲望。
這就形成了一個悖論：他既想保持對地方的掌控力，又不想因此得罪華盛頓，從而堵死自己上升的通道。
這種家族責任與個人野心之間的衝突博弈，讓他這幾年過得很不舒服。
馬庫斯·克雷斯的威脅言猶在耳。
坎貝爾的大腦飛速運轉，推演著華盛頓可能的報複手段。
最直接的，就是繞過他，扶持一個更聽話的代理人。
阿斯頓·門羅，無疑是最好的人選。
但坎貝爾並不太擔心。
門羅雖然有野心，但根基尚淺。
隻要他還在州長的位置上，門羅就不敢輕舉妄動。
那麼，更極端的情況呢？
華盛頓會不會直接對他動手？
坎貝爾搖了搖頭。
彈劾？需要州議會的配合，而他的家族在州議會依舊有影響力。
製造醜聞？他的家族律師團不是吃素的。
隻要他不主動辭職，不犯下致命的錯誤，華盛頓就很難把他從這個位置上趕下去。
他決定堅持。
這種堅持，並非僅僅源於對權力的貪戀，而是源於一種更加複雜、甚至有些痛苦的自我博弈。
坎貝爾靠在椅背上，看著天花板上的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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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從耶魯法學院畢業時，他從未想過自己有一天會成為州長。
那時候，他是法庭上的公訴人，他鐘情於法律的邏輯，沉迷於那種在條文和證據中尋找絕對正義的感覺。
他的夢想是成為司法部長，甚至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那才是適合他的戰場，才是他靈魂的歸宿。
但是，姓氏是一種詛咒。
坎貝爾家族在賓夕法尼亞的土地上紮根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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