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9章 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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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20日，在東北軍敗局已定的形勢下，張學良接受了蘇聯提出的全部交涉要求，派蔡運升與蘇方簽訂了《伯力會議議定書》，暫時緩和了衝突。
收回中東路權益的美好願望，招致了戰敗的恥辱。
此事件對張學良的影響很大。
一、他與唐梟的嫌隙修複，不再忌憚多疑；
二、他對南京政府的信任態度有所動搖，開始刻意保存東北軍的戰鬥力，並在日後的軍事上趨於保守態勢，以保存東北軍的實力為重。
從這天開始，張學良幾乎走到哪裡，都喜歡帶上唐梟。
唐司令也是無奈，隻好把事情都交給趙木。
至此，東北軍高級將領，如王以哲、劉多荃、何柱國以及盧廣績等一眾元老派，開始暗裡向唐梟靠攏。
此時的東北軍雖說還沒有形成少壯派勢力，但一些激進抗日主張、與元老派對立的中高級年輕軍官，也陸續向他示好，甚至暗示願以其為首、聽其號令。
唐梟深知派係之爭對軍隊的破壞力。
昔日“士官派”與“陸大派”之間的對立，實則是中國軍隊現代化路徑之爭的縮影：一方主張全盤效仿日本，一方則強調本土化改革。
即便老帥多次試圖調和，也未能從根本上化解矛盾。
唐梟太清楚張漢卿的為人，表麵謙和、內裡多疑，因此他對這些主動靠近的軍官始終保持禮節，卻絕不深交。
無論新老將領，一律同等相待，所有私下宴請，統統婉言謝絕。
麵對種種或明或暗的投靠與表態，他總是肅容回應：
“我等吃的是張家飯，穿的是張家衣，自當同心同德，擰成一股繩，全力效忠少帥，共赴東北大局！”
這番話很快傳到張學良耳中，令他倍感欣慰，從此對唐梟更為倚重，再無猜疑。
1930年1月4日，遼寧省政府主席翟文選因病辭職，由臧式毅代理主席職務。
消息傳到哈爾濱，翟文選已經去了奉天通誌館，悠閒地纂修奉天通誌去了。
唐梟給老婆打電話，問用不用自己找找少帥。
鶴頂紅說：算了，大哥對這爾虞我詐的官場實是不喜，他夠了，就讓他歇歇吧！
1930年的春天來得格外早。
才三月初，唐府小洋樓灰磚牆上的爬牆虎，便怯生生地探出了點點嫩綠。
哈爾濱中央大街，俄式建築的穹頂鍍著清冷的晨光。
1927年10月開通的俗稱‘摩電’的有軌電車，沿著鋥亮的鐵軌叮當駛過，車鈴在料峭春寒裡格外清脆。
馬迭爾賓館臨街的玻璃窗內，猶太銀行家與山東糧商的高腳杯輕輕相碰。
窗外飄來的，是俄僑手風琴如泣如訴的《伏爾加船夫曲》。
吉林東部警備司令和警察局雖說不對付，可唐司令也好，盛局長也罷，兩個人在懲治宵小方麵毫不留情！
哈爾濱大大小小的幫會，幾乎絕跡！
街頭巷尾，隻餘下商鋪招幌在風中輕擺的聲響。
這座“東方巴黎”的從容氣度，早已蓋過了中東鐵路那聲嘶力竭的汽笛。
響馬哨的晨霧尚未散儘，整齊的操練號子穿透薄紗般的霧氣，回蕩在青磚城牆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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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外，是唐梟苦心經營出的阡陌縱橫，沃野平疇；
牆內，錢莊當鋪的算盤珠劈啪作響，與蒙學堂稚嫩的《論語》誦讀聲交織成一片安穩的市井樂章。
滿載貨物的馬車沿著平坦官道轆轆駛向省城。
鬆花江碼頭上，每日兩趟的小火輪準時噴吐著濃煙，將關東的豆麥山珍送往遠方。
一切秩序井然，生機勃勃。
官道沿途的崗樓裡，執勤的騎兵槍管上，甚至隨意插著幾枝新摘的、帶著露水的野梨花苞。
昔日令行旅聞風喪膽的什麼‘草上飛’、‘三江好’之流悍匪胡子，要麼成了深宅大院裡的護院教頭，要麼早已化作荒塚間無人問津的白骨。
從寧古塔到琿春，官倉裡新收的黃豆堆疊成耀眼的金色山丘。
就連日本領事館那份秘密調查報告，也不得不懊喪地記錄：吉東匪患絕跡，如雪後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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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歸閻斷，津天取路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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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正中蔣
年九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