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薛亮。
九八年夏天，我剛從京城邊上某縣裡的中學畢業。
說是縣，其實就是大一點的村子，地名換了好幾茬，我著實記不起來。按地理位置來說，差不多是現在的燕郊地界。
高考成績放榜那天，我家老爺子盯著縣裡的告示欄，一言不發，吧嗒吧嗒地抽著旱菸。
我心裡清楚這分數實在難看，也沒好意思說話。
老爺子抽完了煙，轉過頭，語重心長地對我說：
「一會兒，送你去見閻王。」
回去之後，我被吊在村口大樹上，父親的皮帶呼嘯了整整四個鐘頭。
考砸歸考砸，日子總得過。那年頭也沒啥職業技術學院，想學門手藝混口飯吃，得跟著人家從學徒工乾起。
學徒期間，吃喝自理。
老爺子是有這心思，奈何家裡供我念完三年中學，早就窮得連糊窗戶的報紙都買不起了。
當天我嘴賤多吃了半個饅頭，又挨了半個點皮帶。
村長曉得老爺子的暴脾氣，一半是可憐我，一半是真怕鬨出人命，便拉著我到城裡一家拖拉機廠，想讓我給人家當個學徒。
老板抬眼一打量，見我生得細皮嫩肉，直接擺手：「讀書人不是乾這行的料，吃不了苦。」
我黑著臉告訴村長：「勞駕告訴老爺子，就說我在城裡當上學徒了。」
村長嘆了口氣，勉強應下。
就這麼著，九八年的京城街頭，多了名盲流子，用現代的話說，叫街溜子。
這一溜達，就是整整三個月。
三個月裡，我在建築工地乾過小工，在餐館後廚刷過碗，眼瞅著一棟棟高樓拔地而起，也聽慣了胡同口光膀子大爺罵街的老京片兒。
不管怎麼說，人總算沒餓死，但錢，屬實是分幣沒掙著。
那年冬天，正好趕上國企改製，大批工人下崗。
我看著報紙上下崗職工再就業的新聞，守著燒煤球的小爐子，有一下沒一下地扒拉著鍋裡的白菜湯。
門簾一掀，進來個乾瘦青年，自顧自地拿起桌上的春城煙，吞雲吐霧：「亮哥，以後別去城西那家廢品站了，老板忒黑。」
說話的是阿歡，大名叫李尋歡，我在工地認識的山東小夥，家裡娃多地少，跑出來打零工謀生，算是最早的「北漂」一代。
這小子居無定所，屬於常年在天橋底下撂地鋪的選手，一來二去混熟了，我倆索性跟工地租了個鐵皮箱。
房租一百五，一人一半。
「咋了？」我抬眼看向他。
阿歡吐了個煙圈，一臉不忿：「俺今兒個拿紙殼子去賣，老板非說泡了水，愣是扣了俺八毛錢。」
我奪過這小子嘴裡的春城，猛嘬一口，順勢把報紙推到他麵前：「行了，還真把自己當拾破爛的了？看看這個。」
話一出口我就後悔了，阿歡一天學沒上過，鬥大的字不識一籮筐。
他瞅著報紙直撓頭。
我隻好用手指點著報紙中縫，窄條條裡有個不起眼的GG，念給他聽：「急招煤窯井下工人，月薪三千，包吃住。」
「啥？」
阿歡眼睛一下子直了，搶過報紙死死盯著那行字，仿佛突然開了天眼：「俺滴個娘嘞，三千？！」
不怪他反應大，那年頭，普通工人一個月也就掙個三五百，三千塊錢，簡直是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數字。
「亮哥，這、這真的假的？」阿歡咽著唾沫問道。
我輕笑一聲：「白紙黑字登報的，還能有假？」
阿歡嘴唇哆嗦著，半晌說不出話。
我瞥了他一眼，其實自己心裡也是砰砰直跳：「走？」
「走！不乾是傻子。」阿歡喜笑顏開，黑瘦的臉上皺紋擠成了一團，活像隻曬乾的猴子，「俺就說跟著文化人有飯吃，還得是俺亮哥哇。」
我對這小子的馬屁頗為受用，當即把抽剩的煙屁股又塞回他嘴裡。
後來每每想起這個事，我都罵自己當年是吃了有文化的虧。
但凡動動腦子都能想明白，區區井下工人，憑啥給你開三千啊？這裡麵沒有貓膩才是怪事。
說到底，還是那時候人心淳樸，信息閉塞，壓根沒什麼電信詐騙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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