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古代是“沒有封君的封建社會”。
而現在，朱由榔要給這從漢代開始發芽，在宋代就已經穩固的鐵壁銅牆上，狠狠砸上一錘！
大運河北麵，徐州地界，聖駕巡幸至此，專門看望了徐州舊戰場，並祭拜埋葬於此的烈士陵墓。
與此同時，京中風暴愈演愈烈，《廢奴疏》所引發的爭論頃刻爆發，黃宗羲等革新派的彈藥還不止於此。顧炎武在《啟民報》上刊登雄文，建議朝廷開展二次度田，並加強《土地限購令》，“命天下之民，所田人不過五十頃，則國朝百年無兼並亡國之憂。”
其中，金陵大學政治係教授唐甄以追溯曆史的方式，陳述了廢除奴籍和限製兼並的必要性。
“昔者，漢不抑蓄奴，則有綠林、黃巾之禍；宋不製兼並，則有方臘、靖康之患。”
“何也？是以蓄奴則少民，民少則稅繁，稅繁則人困，人困則亡國。方有故宋億兆之賦，難供勵戰之卒，外無以禦敵；後漢千萬之民，未有戡亂之蓄，內無以平亂。夫治國者，一曰廣民，二曰稅畝，故可言，並田者危國之稅畝、蓄奴者脅君之廣民，非禍及一府一縣，實竊國也！”
尤其是萬曆、崇禎以來的亡國之思，讓越來越多的進步知識分子意識到，“前明”之亡，不隻是昏君奸臣，不隻是外敵內患，更是一個似乎讓人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在起作用。
他們，已經走到了封建社會的曆史儘頭，摸到了那隱隱約約的門檻。
隻是保守思潮的反擊力量，更加洶湧澎湃
曾經也是抗清英雄的陳子龍，或許可以為大明，為君父出生入死，毫無二話，但這並不意味著作為一個士大夫，他可以在自己的思想和信仰上讓步。
革新派以《啟民報》、《翰林學報》為主要根據地，而保守派則聚集於《寧報》、《蘇報》等影響力絲毫不讓的民間報紙。
陳子龍、吳偉業、龔鼎孽等儒學大家，也是寸步不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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