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於宗廟,請於慈闈,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
他的筆尖在這裡再次停頓,進行第二次、也是更核心的權衡。
他將“嗣守大業”劃去,改為“獲嗣祖宗大統”。這一改,強調皇位來自祖宗(孝宗)的法統傳承,而非前任皇帝個人的私相授受,進一步夯實“繼嗣”的邏輯基礎。
然後,他在末尾添上:“遵守祖製,保固皇圖”八字。這是他對新君的全部期望,也是他為未來朝局定下的不可動搖的基調——一切必須回歸到孝宗朝的文官主導秩序上來。
然而,就在他構建這嚴密法理邏輯的同時,一個關鍵的“省略”也在此完成。 遺詔中,從“興獻王長子”到“嗣皇帝位”之間,他同樣有意無意地“權衡”掉了“著承祧孝宗皇帝,以皇太子身份入繼”這樣絕對明確的表述。
在他和多數閣臣看來,前文的“皇考孝宗…親弟”與“倫序當立”已足以暗示,寫入反顯畫蛇添足,且可能刺激藩王世子的敏感神經,於平穩迎立不利。
他相信,憑借內閣的權威、百官的共識和禮法的“常經”,足以讓那個十五歲的少年順著這條看似平坦、唯一的道路走下去。【注3】
他寫下的是遺詔,更是一份縝密的政治藍圖,一份他自信無人能拒、也無法抗拒的“正道”說明書。
“就這樣罷。”他將稿子遞還給梁儲,語氣平靜而篤定,“辰時三刻,在左順門宣詔,文武百官必須到場,不得缺席。”
陽光照在他花白的鬢角上,那裡凝結著一個老臣全部的經驗、算計與對“天下為公”的自我確信。
寫罷,他看向魏彬:“迎駕的使團,人選可曾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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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彬微微躬身,顯然早有準備:“回元輔,按先前閣議所定,司禮監擬由穀大用、韋霦、張錦三位管事牌子隨行;外廷則由內閣梁先生,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毛尚書同往。此名單已呈報太後禦覽,皆無異議。”【注4】
他頓了頓,補充道:“符節、詔書、儀仗皆已齊備,巳時便可出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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