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準備得差不多了，孫海波這才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閆文宇。
軍師一聽，有點疑惑地問：“之前你不是說隻有七八萬嗎？怎麼又變成十幾萬了？”
孫海波咧嘴一笑，解釋道：“哎，別較真嘛。那時候咱們還沒一起乾過，我要是全盤托出，你萬一不願意乾呢？
再說，當時要是說得太具體，將來真出了事，你也不會第一時間聯想到是我們，我這不也是在保護你嗎？”
他拍了拍閆文宇，半開玩笑地說：“怎麼，十幾萬還嫌多啊？別猶豫了，走，咱們再去現場看看。”
於是他們叫上田園，三人急匆匆趕到大路礦，反複勘查了幾個地點，越看越覺得這票能成。
回去之後，閆文宇卻提了個建議：“海波，這事兒我看能行，但咱們別急著動手。我下個月就要結婚，等我辦完這件人生大事，咱們再乾也不遲。”
原來這段時間，家裡給他介紹了個對象，叫甄玲，在富力礦機電廠做化驗員。
甄玲對他印象相當不錯——
閆文宇表麵看著踏實本分，不喝酒、隻偶爾抽點煙，還有正式工作，平時收收電費、撈點外快，這樣的條件在當時確實挺難得。
後來甄玲也說過，婚後閆文宇對她非常好，處處忍讓，就連她發脾氣動手，他也從不還手。
不過，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結婚，閆文宇到底是怎麼想的？
按理說，正在策劃這種事，結婚豈不是拖累？
推測起來，大概有三個原因：一是他覺得自己乾的是掉腦袋的買賣，說不定哪天就被抓了，“連新郎都沒當過就吃了槍子，那不太虧了？”
二是他對這幫人的“事業”極有信心，認為根本不會被抓，反而能帶妻子過上好日子；
第三，也可能是家庭壓力所致，何況結婚本身也是一種掩護。
就在閆文宇忙著張羅婚事的時候，孫海波和田園可沒閒著，日夜不停地推敲作案方案。
一轉眼，1992年11月14號到了，閆文宇的大喜之日。
現場鑼鼓喧天、鞭炮齊鳴，賓朋滿座，熱鬨非凡。
閆文宇自己也笑得合不攏嘴，高興得幾乎不知所措。
作為“鐵三角”的另外兩人，孫海波和田園自然也來到婚禮現場。
儀式正在進行中，可沒過多久，閆文宇卻突然不見了——
原來他們三個偷偷躲進一個房間，密謀起“大事”來。
孫海波主張下個月必須動手，否則就來不及了。
閆文宇有些猶豫：“剛結完婚就出去乾？這……不太合適吧……”
他內心舍不得新婚妻子，蜜月還沒開始，哪能說走就走？
孫海波勸道：“文宇你聽我說，12月4號是大路礦發工資的日子，最少有十五萬！
要是拖過去，下次發工資可能就得等到年後了——到時候發不發、發多少，都說不準。這票必須乾！”
閆文宇一想也有道理，男人終究要以“事業”為重，怎能沉溺於兒女情長？
於是三人又開始低聲討論起來。
然而婚禮還沒結束，親朋好友到處找新郎官，好不容易才把他拉回現場。
新娘子甄玲氣得直嘟囔：“怎麼回事？是你兄弟重要，還是我重要？今天可是我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閆文宇隻好嘿嘿一笑，搪塞道：“有點急事、有點急事！”
儘管婚禮上出了這麼個插曲，這一天仍是閆文宇人生中最激動、最美好、也最值得回味的一天。
他一邊舉行儀式，一邊忍不住憧憬未來：手持巨款、帶著妻子、將來再有孩子，搖身一變成為體麵商人，穿名牌、開好車，喝酸奶都不用舔蓋——那該是多美的日子！
其實他一直夢想成為企業家，甚至大資本家，而不是強盜。
婚結完了，閆文宇卻沒怎麼沉浸溫柔鄉。
他很快就把心思放回“正事”上——天天跑去找兄弟幾個推敲作案的每個細節。
最終他們商定的方案如下：由於是白天作案，又在大路礦附近，很容易被熟人認出，必須進行偽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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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海波提議戴摩托車頭盔，但閆文宇和田園都反對，覺得那玩意笨重、不透氣、哈氣容易起霧，行動也不方便。
他倆堅持要戴毛線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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