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咖啡杯，“但出門在外，多留個心眼沒壞處。他問什麼，你別說。”
趙永明點了點頭。
下午，鄧楓一個人在甲板上走了走。太陽偏西了，光線斜斜地照在甲板上，把欄杆的影子拉得很長。海還是那個海，藍得發黑，看不到邊。他走了兩圈，在船尾的欄杆邊停下來，看著那條白色的水痕。水痕在船尾擴散開來，越來越寬，越來越淡，最後消失在海麵上。後麵的船跟上來，又劃出一條新的水痕。一條接一條，永遠不停。
他想起柏林。想起那條鋪著碎石的小路，想起路邊的椴樹，想起圖書館裡那些高到天花板的書架。那時候他二十歲，一個人在國外，什麼都不怕。覺得學了本事回去，就能救國。後來才知道，救國不是一個人能做的事。一個人再有本事，扔進這個爛攤子裡，也就是一顆石子，激不起多大的浪。
他站了很久，直到太陽落進海裡，天邊隻剩下一抹暗紅。甲板上的燈亮了，黃黃的，照出一小片一小片的光。他轉身往回走，走到艙房門口，推開門。
趙永明趴在桌上睡著了，麵前攤著那本德語書，口水把書頁洇濕了一小塊。鄧楓站在旁邊看了一會兒，沒叫醒他，把床上的毯子扯下來，蓋在他身上。然後他坐在下鋪，脫了鞋，躺下來。
船身輕輕晃著，像搖籃。他閉上眼睛，聽著海浪的聲音。一下，一下，很有節奏。他想起小時候在湘江邊坐渡船，船夫搖櫓，一晃一晃的。他趴在船舷上看水，被母親一把拽回來。母親說，“掉下去就喂魚了。”他不怕，還想伸手去摸水。母親笑了，那笑容很淡，像秋天下午的光。
那道光，他記了很多年。在柏林的時候想過，在黃埔的時候想過，在徐州城頭的時候也想過。有時候想得多了，就覺得母親還在，在某個地方看著他。他睜開眼睛，看著艙房的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有一條細細的裂縫，從燈座一直延伸到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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