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瑪高原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變。
那些曾經光禿禿的荒山，被一代又一代人種上了樹。
鬆樹、柏樹、楊樹、柳樹，一片一片的林子從河穀蔓延到山坡，從山坡蔓延到雪線邊緣。
春天來的時候，漫山遍野都是新葉的嫩綠。
秋天來的時候，滿溝滿壑都是金黃的落葉鬆。
那些曾經被剝光了皮、挖斷了根的山嶺，重新披上了綠裝。
那些曾經乾涸的溪流，被一條一條地疏通、引水、築壩。
清亮亮的水從雪山上流下來，流進乾裂的田地，流進乾渴的牧場，流進每一戶人家門前的水龍頭裡。
那些曾經要背著木桶走十裡路去背水的女人，如今擰開水龍頭就能接到乾淨的水。
她們蹲在水龍頭下麵，看著那源源不斷的水流，笑得眼淚都出來了。
那些曾經隻有貴族才能走的大路，如今通到了每一個村子、每一座牧場、每一個偏遠的山穀。
柏油路代替了土路，橋梁代替了溜索，汽車代替了馬幫。
那些曾經一輩子沒有離開過山穀的老人，如今坐著大巴車去縣城看病、去寺廟朝拜、去看望嫁到遠方的女兒。
他們坐在寬敞的車廂裡，看著窗外飛快後退的風景，嘴裡不停的念著，感謝國家讓他們活到了今天。
那些曾經被剝奪了姓名、被剝奪了尊嚴、被剝奪了作為人的一切權利的人，如今挺直了腰杆，走在這片屬於他們自己的土地上。
他們有了自己的名字。
他們有了自己的土地。
他們有了自己的房子。
他們有了自己的學校、醫院、商店、郵局、電影院、圖書館、體育場。
他們有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了自己的乾部、自己的醫生、自己的教師、自己的科學家、自己的藝術家。
他們從奴仆變成了主人。
他們從牲口變成了人。
而顧陌的後代，也在這片高原上紮下了根。
原身的兩個孩子，一男一女。
男孩叫多吉，女孩叫卓嘎。
多吉從小聰明，讀書用功，考上了京市的大學，學的是水利工程。
卓嘎也不甘落後，考上了國內首屈一指的醫學院，學的是臨床醫學。
多吉畢業後，沒有留在北京。
他背著一個舊帆布包，裡麵裝著幾件換洗衣裳、一摞專業書和一張畢業證書，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車，又坐了兩天的汽車，回到了白瑪高原。
他被分配到縣裡的水利局，參與修建吉雪穀的第一座大型水庫。
那座水庫修了五年。
五年裡，多吉幾乎跑遍了吉雪穀的每一個山溝、每一條溪流、每一處泉眼。
他背著測量儀器，翻過海拔五千米的雪山，蹚過冰冷刺骨的河水，在荒野裡搭帳篷過夜，在風雪裡啃凍硬的糌粑。
他的臉被高原的紫外線曬得黝黑，嘴唇裂開了口子，手指凍得關節變形。可他從來沒有抱怨過一句。
水庫建成的那一天，他站在壩頂上，看著碧綠的湖水從閘門裡奔湧而出，順著新修的渠道流進乾涸的農田，流進那些曾經靠天吃飯、十年九旱的村莊。
他聽見身後傳來一陣陣歡呼聲，那些祖祖輩輩靠背水澆地的農民，此刻站在水渠邊，看著嘩嘩流淌的清水，哭得像個孩子。
多吉沒有哭。
他隻是蹲在壩頂上，點了一根煙，默默的抽完，然後把煙頭掐滅，站起來，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對身邊的同事說：“下一座水庫，在哪兒？”
卓嘎畢業後，也回到了白瑪高原。
她被分配到縣醫院，成了婦產科的一名醫生。
那時候，白瑪高原的醫療條件還很差。
很多偏遠的牧區，女人生孩子還是靠接生婆，遇到難產就隻能聽天由命。
卓嘎每個月都要背著藥箱，騎馬或者步行，翻山越嶺去那些最偏遠的牧場巡診。
她給孕婦做產檢，給新生兒打疫苗，給那些從來沒有見過醫生的牧民送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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