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後點外賣我都不敢催單了，騎手在路上拚命，平台在辦公室裡數錢。”
緊接著，第二波、第三波輿論浪潮接踵而至。
有媒體去采訪了外賣員群體。
一個乾了三年的老騎手對著鏡頭說：
“平台說我們是合作關係？”
“那我們能不能不穿工服？”
“能不能不接他們派的單？”
“能不能超時了不罰款？”
“你要是能把這些都免了，我就承認我是合作關係。”
另一個剛入行兩個月的小夥子說：
“我注冊的時候根本不知道簽了什麼協議，一路點同意點過來的。”
“現在才知道還有個什麼外包公司，我連那公司的門朝哪開都不知道。”
有律師同行在社交媒體上發文，逐條分析了平台的用工模式，最後得出結論。
“這不是個案，這是整個行業的係統性侵權。”
“平台通過技術手段和法律技術。”
“把本應由自己承擔的用工責任層層轉嫁。”
“最終由最弱勢的騎手承擔全部風險。”
有經濟學家出來說話：
“外賣平台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這一點值得肯定。”
“但就業機會不應該建立在犧牲勞動者基本權益的基礎上。”
“如果一個人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受了工傷連看病的錢都沒有，這種就業有什麼意義？”
輿論的矛頭漸漸從個案指向了平台算法的倫理問題。
很快一篇十萬加的自媒體文章出現：
“平台說騎手偏離了最優路線。”
“但我想問，這個‘最優路線’是誰的最優？”
“是騎手的最優，還是平台的最優？”
“騎手繞行三百米，多花三分鐘，是因為手裡壓著另一個快要超時的訂單。”
“那個訂單是誰派給他的？是平台。”
“平台一邊拚命派單，一邊要求騎手必須按它規劃的路線走，這不就是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嗎？”
“更荒唐的是，平台說偏離路線就不算‘工作狀態’。”
“那我問一句，騎手取餐之後，上車了，在路上行駛了，被撞了，這不是工作狀態是什麼？”
“難道非要嚴格按照那條紅色的虛線走，連一個紅綠燈都不能差，才算工作？”
“這邏輯要是成立，以後騎手在路上想上個廁所都得先請示平台。”
第六天，事情出現了新的轉折。
有網友扒出了外賣平台去年的財報。
發現平台在“騎手關愛”項目上的年度預算是一千兩百萬。
一千兩百萬，聽起來不少，但分攤到數百萬騎手頭上，每人不到三塊錢。
而同一份財報顯示，平台高管的年薪總額是八千萬。
評論區瞬間炸了鍋。
“一千兩百萬關愛騎手，八千萬養幾個高管。這就是所謂的‘騎手是合作夥伴’？”
“我突然理解了為什麼平台隻願意賠兩千，因為關愛預算人均隻有三塊錢，賠兩千已經是六百多倍的‘超額關愛’了。”
“建議平台把高管年薪砍一半，騎手的工傷保險就能全覆蓋了。”
第七天，輿情達到了頂峰。
多個官方媒體先後發聲。
《工人日報》發表評論文章，標題是《兩千塊賠不了一個勞動者的尊嚴》。
文章指出：“平台經濟是經濟發展的新動能，但新動能不能建立在舊的剝削邏輯之上。”
“一個勞動者在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因工作原因受到傷害，就應該得到工傷保障，這是勞動法的底線，也是社會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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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試圖通過法律技術規避這一底線的行為，都應該受到法律的否定評價。”
《人民日報》客戶端轉載了這篇文章。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已經不是外賣平台一家能控製的了。
陳龍坐在律所的沙發上，刷著手機，臉上沒什麼表情。
徐宇坐在對麵，麵前的煙灰缸裡塞滿了煙頭。
“你說平台現在在乾什麼？”徐宇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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