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辟，民貧苦”。威王誅阿大夫而重賞即墨大夫。威王又用鄒忌為相，鄒忌頗注意“謹修法律”。由於齊在官吏中明賞罰，故“齊國以治”，到威王末年，“齊最強於諸侯”。威王的兒子宣王繼承乃父好戰的傳統，維持了齊國稱霸的地位。公元前288年，齊和秦曾一度互相稱帝，齊湣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齊和秦成為天下的兩強。公元前 286年，齊又滅“五千乘之勁宋”，使得“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就是在這種齊國最強大之時，孟子對齊宣王說了一番“愛民”的話。這不是孟子癡心妄想要改變齊國的政策，而是孟子對當時戰爭的殘酷的痛心疾首。老子說：“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道德經·三十章》）《孫子兵法》說：“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戰國策》說一次大戰，僅以損失的兵甲、車馬而言，“十年之田不能償也。”就是對戰爭的殘酷性的最好描寫。
孟子的中心思想是選擇最佳行為方式而“愛民”，故提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禦”的基礎方針，並一針見血地指出，齊宣王之護牛殺羊，乃是一種假仁假義，是騙取民眾信任的權術，不是一種最佳行為方式。孟子並用“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來揭穿齊宣王的不願為民著想的真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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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還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的推己及人的著名思想，這個思想與孔子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是同意而不同辭，其實這就是一種最佳行為方式。孔子的思想是，自己不要去追求那過度、過份的需要、需求，在自己想要立起來的同時也幫助別人立起來，在自己想要做到某些事的時候也幫助別人做到，這樣就很不錯了，就是一個仁人了。能由自己推及到別人身上，這就可以說是實行人與人相互親愛的一個很好的行為方式。也就是說，在不影響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同時，儘力幫助別人、成就別人也就可以了。如果是踩著別人的身體往上爬，撈取自己本不應該得到的東西，損人利己，那就顯然是不對的了，是最差的行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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