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因為有能力比自己更強的人存在而自動讓賢；也有人為救助別人的生命而犧牲了自己寶貴的生命，但他們這樣做卻並非出自人道，亦或真的大公無私，而隻是從他人而不是自己的角度出發，以別人的眼光看問題。因為對於別人來說，好人的這種出手相援肯定比隻靠自己好得多，而助人者自己恐怕不會這麼想。所以人們在為他人的利益犧牲自己的利益時，一般是從旁觀者的身份來考慮取舍的。例如，一個士兵為了保護上級而犧牲了，假設他自己本來沒做錯什麼而長官犧牲了，他不會有太多的想法的，他更關心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可是當他的目的是得到客觀的旁觀者的理解和讚許時，他就會覺得，對於每個戰士來說（除了他自己），上級的生命要比自己的寶貴得多。因而認為，當為了保護上級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時，任何一個公正的旁觀者都會對他的行為表示肯定的。
對公共事物的關心也是如此。假如一個軍官為了使君主的領土得到微不足道的擴張而送命，並不意味著這個軍官覺得自己的生命不比新領土有價值。對他個人來說，即使為祖國征服對方整個國家，也不如自己的性命更加重要。他在對比這兩者時，用的是他為之戰鬥的整個民族的目光和心態。眾所周知，對於民族來說，戰爭的勝利遠遠高於一個人的生命。當他這麼想時就會覺得，為了這個崇高的目標，他就是拋頭顱灑熱血也值得。由此可見，英雄主義最普遍的體現就是出於強烈的責任感和恰當感而對個人自然感情的成功抑製。例如，許多可敬的英國公民平時若隻從個人角度看問題，會覺得米諾卡民族的覆滅還不如一個幾尼的損失更令人揪心。可一旦保衛那座要塞成為他們的責任，他們則會為之萬死不辭。還有因為陰謀推翻羅馬剛剛確立的自由而把自己的孩子們處決了的布魯圖斯一世。他要是隻考慮自己的心情，似乎有些因小失大，因為相對於他最寶貴的兒子們的性命，羅馬有可能受到的損失簡直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布魯圖斯並非以一個父親而是以一個羅馬公民的眼光來看待他的兒子們，從而大義滅親。而對於一個羅馬公民來說，他的兒子們的性命哪怕與帝國最微小的利益比起來，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與其說我們的欽佩之情出自這些行為的效用性，不如說是出自其不尋常的，因而是偉大、高尚的恰當性。毋庸置疑，當我們考察這種效用性時，它又賦予了這些行動以一種全新的美，從而使其進一步得到我們的讚美。但這種美並非顯而易見，而要經過嚴密的思考才能體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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