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那個滿懷抱負的青年了，而是一個年近七十、垂垂老矣的老人。正如清代史學家談遷所說：“當公貴顯，年殆七帙，桑榆垂儘，何論婚宦哉。”都七十歲了，離入土不遠了，還談什麼娶妻生子、升官發財呢？
所以，在短暫的躊躇滿誌之後，姚廣孝迅速地調整了自己的心態和定位。他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敬佩的選擇：以僧自持。
朱棣幾次三番地勸他蓄發還俗，他都堅決不肯。皇帝賜給他豪宅府第、美貌宮人，他一概不受。他依舊住在京城西郊的慶壽寺裡，每日青燈古佛，禪誦不輟。隻有在上朝的時候，他才會在灰色的僧袍外麵，套上那件象征著太子少師身份的緋紅色官服。退朝之後，立刻脫下官服，恢複他僧人的本來麵目。
這種獨特的行為方式，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後世之人對此評價極高。有人說，姚廣孝“首定大計，開萬世洪業。及成功，謝不居，則又加於人一等矣。”意思是說，他策劃了靖難這樣的大事，成功之後卻不貪戀功勞富貴，這比一般人高明太多了。漢初的張良功成身退，是去學道了，算是有個寄托。而姚廣孝這種超然物外的態度，完全是發自本性，根本不是為了富貴。
也有人稱讚他，“固又是一種英雄”。還有人說，姚廣孝“蓋智謀之士隱於緇流，後官雖尊，仍不留發，一奇士也”。
在佛教界，對他的評價就更高了。說他輔佐皇帝成功後，“文皇勸之蓄發，不從；詔之居官，不就……衲衣僧帽，往來蕭寺，無改其初。”感歎說，姚廣T孝這種看淡功名富貴、超然物外的境界，如果不是在靈山佛祖那裡受過記（被佛祖預言將來會成佛）的人，是根本做不到的。
總之，功成名就後的姚廣孝，除了兢兢業業地完成朱棣交辦的各種任務，比如修書、輔導太子之外，對政治沒有再投入過多的熱情。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履行自己作為一名僧人的職責上。
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響力，為佛教做了不少事。比如，他推薦了一位叫開俊的儒僧到京城的寺院，朱棣對他非常賞識，給了很多賞賜，讓那座寺院的香火興旺了起來。
晚年的他，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與高僧和舊友的交往上。
有一位來自日本的僧人，叫無初德始，早年就和姚廣孝在慶壽寺相識，兩人“意甚相得”，成了好朋友。後來這位日本僧人雲遊到了四川。姚廣孝當上太子少師後，心裡還惦記著這位遠在西蜀的老朋友，特意寫信把他請回了京城，接到自己的府邸裡，“昕夕論道”，早晚一起探討佛法。
作為僧錄司的左善世，也就是全國佛教協會的會長，他還經常應邀為各地的寺廟、圓寂的高僧撰寫碑文、塔銘、寺記。從永樂二年到永樂十二年，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比如《尹山崇福寺隆禪師塔銘》、《蘇州府楓橋寒山寺重興記》等等。
他還為日本高僧的語錄作序，在序言中，他還很中肯地批評了一些來中國留學的日本僧人，說你們不好好研究佛法，整天沉迷於吟詩作對，這是“玩物喪誌”，對修行沒什麼好處。
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出，姚廣孝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僧人本分。
他曾經寫詩說：“俗客不來塵世遠，往還惟我獨相忘。”他刻意疏遠了那些官場上的應酬，隻和少數知己故交來往。他去找當年一起看相的袁珙喝酒聊天，在詩裡感慨：“彼此皆皓首，滄桑頃刻變。與君且儘歡，莫問日早晏。”咱倆都白了頭了，這世事變化太快了，別想那麼多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吧！
當然，身在官場，身不由己。他畢竟是太子少師，有實實在在的職責。有時候朋友約他去山裡玩，他也很想去，但卻因為“公務羈縻不能往”，隻能“搔首踟躕空鞅掌”，急得直撓頭，卻又無可奈何。
後世很多人對姚廣孝的評價，都說他“為僧不終”，沒有做和尚做到頭。甚至傳說他姐姐在他還鄉的時候，都當麵質問他：“我可曾見過做和尚做了一半又還俗的，有哪個是好人？”
但這些說法，其實並不符合曆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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