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減耗，十無一二，而河南、淮南又甚”，“自河之南，天下之半，底慎財賦，衣食京師，（晏）久於倚任，多所宏濟”，“因其旋南，將命攸屬，所至之處，宣命詔書”。
還有一個目的是，褒獎浙西潤州丹陽境內的練湖-江南河航道疏通工程。對此，李華《潤州丹陽縣複練塘頌並序》有所記載：“（複練湖功成）時前相國彭城公劉尚書晏統東諸侯，平其貢稅。聞而悅之，白三事以聞。詔書褒異焉。彭城公宣命至江南，捧詔授公（韋損）。公率元僚掾吏、令丞以下、至於耆艾，西向拜手，忻戴皇明。人心上感，天降嘉澤。”
劉晏作為朝廷特使到地方祝賀潤州官員，杜佑剛好又是潤州的官員。在這樣的機緣巧合之下，劉晏與杜佑見麵了。 至於杜佑與劉晏見麵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是這次見麵應該為杜佑後來的仕途有重要的影響。當然，在當時的情況下，這一切還沒有顯露出來。
大曆三年（公元768年）六月，韋元甫擔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任。他一到揚州，立刻將寫信將杜佑納入麾下，任命為淮南節度使幕府從事。這一年，杜佑34歲。
從這一年開始，一直到大約大曆十至十一年（公元775-776年），也就是將近10的時間。杜佑這個北方漢子，一直生活在煙雨濛濛如畫的揚州，將他的最美的青春時光留在了揚州。
當然，生活在浪漫的揚州，杜佑並沒有沉迷在花紅酒綠之中，而是節製自己的欲望，繼續向著自己的人生目標邁進：努力工作，加官進爵。日子一天的過去，杜佑的年紀也一天天的增加，其官品也隨之增加，由從七品晉階至從六品，擔任檢校主客員外郎。
權德輿在所撰《杜公淮南遺愛碑》中，與潤州、蘇州的使府生活一起，對杜佑這一段經曆作了評價描述。他寫道：“（佑）清明廉直，溫毅宏重。易簡之道，本於健順，忠智之謀，發為事業。慮善以動，得時大行。其初筮仕，州府交辟。韋尚書實為己知。始自掾吏，累為命介。盈庭闕辦，積歲遺留者，片言以聽斷，含冤自誣，具獄論殺者，覆視而全活。江介吏師，以為神明。”
大致的意思是說，杜佑為官清正廉潔，為人溫潤穩重寬宏大量。其凡事求簡，兢兢業業，考慮事情周全才行動，實在是個人才。剛開始當官的時候，往來於州府之間，當小官吏，不得誌。剛好碰上韋尚書這樣的伯樂。從此以後，他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華，利用自己的善斷才能斷案，處理了很多積壓的案件，他隻要聽取片言就可以判斷是非，喊含冤自誣，具獄論殺，一目了然，周邊的官吏，視他為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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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的斷案能力解決了韋元甫的煩心事，更讓韋元甫開心的是，有了杜佑，他主政揚州“政尚不擾，事亦粗理”，治理亂後的揚州頗有功績。
安史之亂給大唐帝國帶來了重創，雖然最後中央政府殲滅叛軍，重新統一填下，但是戰爭帶來的創傷很大：北方很多城市淪為廢墟，民眾顛沛流離，背井離鄉，經濟遭受嚴重破壞，重建工作急需進行。然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重建工作離不開大量的錢財。沒有錢財，重建工作無從說起。悲劇的是，此時的中央財政捉襟見肘，根本拿不出錢來，隻能讓各個地方自己想辦法。如此一來，原本不事生產的各級政府自然隻能“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然而，他們想來想去的，最終都是在稅收上大做文章，搞出各種各樣的名目，征收雜稅來增加稅收。
為了打敗叛軍，大唐帝國的百姓能出的錢早已出了，能出的人都出了，省吃儉用，勒緊褲腰帶，送兒子上戰場，忍受生離死別，苦苦支撐著前線。好不容易，熬到了戰爭的勝利。可回到頭來，老百姓還沒有收成，還沒有度過艱難的歲月，其親人戰死沙場的血還沒乾，政府又向他們征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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