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瓶水。他沒有接。方隊長把水塞進他手裡，他握住了，沒有擰開。他看著街對麵那排梧桐樹，葉子落光了，光禿禿的，枝椏伸向天空，像一隻手，又像一把叉。他想起王春明，站在講台上，低頭翻教案，眼鏡滑到鼻尖，沒顧上推。他想起李成勵，坐在審訊室裡，背挺得很直，手放在膝蓋上，說“我殺他有兩個原因”。他想起那本日記，最後一頁那行字，“殺王春明”。他想起那把刀，不鏽鋼的，刀刃在日光燈下反著白光。他想起那個水杯，塑料的，蓋子擰不緊，漏水，拿膠帶纏了一圈又一圈。他想，要是那天晚上，王春明沒有去上課呢。要是他請假了，調課了，讓別人代課了。要是那天端升樓停電了，教室門鎖了，投影儀壞了。要是那些學生裡，有一個人擡頭看了他一眼，問他“你找誰”，問他“你口袋裡裝的什麼”，問他“你要幹什麼”。要是有人攔住了他，拉住了他，哪怕隻是喊了一聲。什麼都沒有發生。沒有人擡頭，沒有人攔，沒有人喊。他走進去，掏出刀，砍下去。血噴出來，濺在黑闆上，濺在教案上，濺在那些粉筆字上。他倒下去，再也沒有起來。沒有人能攔住那把刀。沒有人能攔住那個下午。沒有人能攔住那些已經寫好了的字，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字是寫在紙上的，紙是裝在檔案袋裡的，檔案袋是鎖在櫃子裡的。櫃子關上了，鑰匙拔了，燈滅了。什麼都看不見了。
方隊長在旁邊喊他。他回過神來，把水擰開，喝了一口。水是涼的，涼得他打了個寒噤。他把蓋子擰上，攥在手心裡，走下台階。車停在路邊，方隊長拉開車門，他坐進去。車子發動了，駛出法院的停車場，拐上大路。路燈亮了，黃黃的，照著空蕩蕩的街麵，像一層舊報紙。他靠在座椅上，閉上眼睛。腦子裡是李成勵最後那句話，“不上訴”。聲音很輕，輕得像是在說一件很舊的事，舊到已經不疼了。他想起王春明的妻子，她不要賠償，她隻要一個公道。公道有了。又沒有了。有了判決，沒有了人。人沒了，要公道有什麼用。車子在夜色裡穿行，窗外的燈光明明暗暗的，照在他臉上，像一層舊報紙。他靠在座椅上，聽著發動機的嗡嗡聲，聽著方隊長換檔的哢嗒聲，聽著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的，很重，像是有人在裡麵捶。他睜開眼睛，窗外的天全黑了。路燈還在亮著，黃黃的，一盞一盞地往後跑，像一條斷斷續續的河。他看著那些燈，看著它們亮起來，又暗下去，亮起來，又暗下去。他看著看著，就什麼也看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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