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說這老東西的壞,那是真壞,壞得流膿,壞得明目張膽。
魏忠賢借著天啟皇帝的信任,一手遮天,在朝堂上拉幫結派,形成了所謂的“閹黨”,跟東林黨鬥得你死我活。
凡是跟他作對的,不管是東林黨人還是朝中正直大臣,輕則罷官流放,重則剝皮實草,手段狠辣到了極緻。
楊漣、左光鬥這些東林黨骨幹,被他折磨得死去活來,死狀淒慘,
光是想想那些史料記載,朱莯都覺得後背發涼。
他還貪,貪得無厭。
各地官員想要升官發財,都得給他送錢,美其名曰“孝敬”,
甚至還有專門的名目,什麼“生辰禮”“安家費”,層層盤剝,刮下來的民脂民膏,大部分進了他自己的腰包,
在京城建了堪比王府的宅邸,養了無數義子義孫,
連他的侄子魏良卿都被封了寧國公,簡直是雞犬升天。
更別提他專權跋扈,自稱“九千歲”,
各地官員為了拍他馬屁,建了無數生祠,比皇帝的廟都多,出行的陣仗堪比帝王,眼裡哪裡還有朝廷法度,哪裡還有皇帝?
天啟皇帝不管事,他就真把自己當成了大明的實際掌權人,這也是為什麼崇禎登基後,第一件事就想辦了他。
這些壞處,樁樁件件,都是闆上釘釘的事實,朱莯哪怕想替他洗,都洗不動。
可反過來想想,在天啟朝那幾年,魏忠賢在任的時候,大明的朝堂雖然亂,卻沒到崩塌的地步,
遼東的軍餉沒斷過,邊關的將士能吃上飯、穿上衣,甚至還能跟後金掰掰手腕,這又是為什麼?
答案就在魏忠賢做的那些“好事”上,或者說,是他做的那些東林黨死活不肯做的事上。
首先就是收稅。
明朝的稅收製度,到了中後期早就積弊重重。
士大夫階層、東林黨人背後的江南士紳、工商階層,坐擁大量財富,卻借著各種名目逃稅漏稅,土地兼並嚴重,國家的稅收主要壓在底層農民身上。
到了天啟年間,農民本來就活不下去了,再加稅,無異於逼人造反。
東林黨人滿口“仁義道德”,喊著“輕徭薄賦”,
實則是為了維護自己背後的利益集團,堅決反對向工商階層、礦主、鹽商收稅。
可國家要運轉,遼東要打仗,沒錢根本活不下去。
這時候,魏忠賢站出來了。
他可不管什麼東林黨的道德綁架,
道德?笑死了,這是個什麼東西?這玩意兒他壓根兒就沒有,
他也不怕被罵“與民爭利”,直接大手一揮,恢復了工商稅、礦稅、鹽稅的徵收,而且盯得極緊,誰敢逃稅,直接抄家問斬。
江南那些富得流油的士紳和工商階層,被他薅了一大把羊毛,國庫因此迅速充實起來。
天啟年間,遼東的軍餉基本沒斷過,袁崇煥能在寧遠城打退努爾哈赤,背後靠的就是魏忠賢籌措的軍餉。
邊關的將士有飯吃、有餉拿,才有心思打仗,這是不爭的事實。
其次是製衡東林黨。
後期的東林黨,早已變成了爭權奪利的工具,他們空談義理,卻毫無實幹能力,眼裡隻有黨爭,沒有國家。
天啟皇帝懶得管朝堂事,若是沒有魏忠賢的閹黨製衡,東林黨早就一家獨大,把朝堂攪得天翻地覆了。
魏忠賢雖然狠,但他的權力來源於皇帝,他再囂張,也不敢真的反了皇帝。
而東林黨不一樣,他們代表的是士大夫階層的利益,一旦失去製衡,他們會毫不猶豫地犧牲國家利益,維護自己的集團利益。
後來崇禎殺了魏忠賢,重用東林黨,
結果東林黨第一件事就是廢除了工商稅,把稅負重新壓回農民身上,直接導緻了陝北農民起義,這就是最好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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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就是穩定軍隊。
魏忠賢雖然貪,但他知道軍隊的重要性,尤其是遼東的軍隊。
他對邊關的將領,隻要能打仗,就盡量支持,哪怕是袁崇煥這樣跟他不算親近的人,也能拿到軍餉和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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