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看，然後將桌上的草稿塞進外套的內袋，又從衣櫃裡翻出一條圍巾裹在脖子上，而後翻身上了窗台。
還好從小沒少騎馬擊劍，身手還算利索，理察就這樣輕輕鬆鬆的翻窗逃出，要不是場地不允許，他覺得自己甚至可以表演托馬斯迴旋。
他拍了拍外套上的灰，沿著後院的矮牆摸到巷子裡，頭也不回地朝街口走去。
皮姆利科區的傍晚依舊籠罩在那層灰濛濛的煤煙之中，路燈剛剛點亮，昏黃的光暈在霧氣裡暈開，像是隔著一層臟兮兮的紗布在看世界。
走到街口的時候，他停下腳步，回頭望了一眼那棟亮著燈的書房窗戶。
老頭子大概還在裡麵生悶氣。
算了，讓他氣著吧，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理察轉身，沿著貝爾格雷路朝泰晤士河的方向走去。
......
離家出走這件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沒那麼簡單。
首先，他口袋裡沒幾個錢，其次，他在倫敦認識的人雖然不少，但大多都是衝著老梅特涅的名頭來的，真正能稱得上朋友的人屈指可數。
理察在泰晤士河畔的長椅上坐了下來，河麵上吹來的風帶著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腥臭味，後來的人有巴黎綜合症，現在的理察也患有倫敦綜合症。
他望著對岸的燈火，忽然想起了一個人。
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赫爾岑。
說起來，他跟赫爾岑的相識純屬偶然。
那是去年冬天的事，理察在倫敦的一家書店裡翻找法文版的喬治·桑小說，旁邊一個留著濃密鬍子的俄國人忽然用流利的法語問他是否也喜歡這位女作家。
兩個人從喬治·桑聊到蒲魯東，從蒲魯東聊到黑格爾，從黑格爾聊到俄國農奴製和奧地利審查製度，一直聊到書店打烊。
後來理察才知道，這個俄國人就是赫爾岑——那個被沙皇政府通緝的流亡作家，《誰之罪》的作者，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靈魂人物。
赫爾岑比理察大了一些，但兩個人卻出奇地投緣。
也許是因為他們都是流亡者，也許是因為他們都對自己的祖國既愛又恨，也許隻是因為赫爾岑的書房裡永遠有喝不完的伏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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