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盛於魯。
法家之學，托諸管子，疑其初盛於齊。《史記·貨殖列傳》說，太公封於齊，地瀉鹵，人民寡，太公勸女工，極技巧，通魚鹽，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齊冠帶衣履天下。這或者出於附會。然齊魚鹽工商之業皆盛，則是不誣的。齊國在當時，資本必較發達，所以節製資本的思想，就起於其地了。然至後世，學者的眼光，仍限於這一個圈子裡，就可怪了。如前述漢代儒家的議論，即其一證。宋學興起，在中國思想界，是最有特色的。宋儒亦很留心於政治和社會問題。而純粹的宋學家，亦隻重視復井田為緻太平之策，那又是其一證。然此尤其小者。至其大者，則未審國家的性質。
不知國家是階級時代的產物，治者階級，總是要剝削被治者以牟利的。其中雖有少數大公無我的人，然而總隻是少數。其力量，較諸大多數的通常人，遠覺綿薄。即使這少數人而得位乘時，使其監督大多數人，不敢放手虐民，即所謂去其泰甚，已覺得異常吃力。至於根本上改變其性質，則其事必不可能。如此，所以歷代所謂治世的政治，往往是趨於放任的；而一行幹涉的政策，則往往召亂。然則但靠國家之力，如何能均平貧富呢？新莽以此失敗了，而後世的人，還是這種思想。我們試看王安石的《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他說：“合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急務，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他看得天下之物，是天下人所公有；當由一個代表正義的人，為之公平分配，而不當由自私自利的人，擅其利而私其取予，以役使眾人；其意昭然若揭。然欲以此重任，責之於後世的所謂天子，雲胡可得呢？中國讀書人所以有這思想，是因為其受傳統思想的影響太深，在傳統思想上，說這本是君之責任故。然在極古的時代，君權大而其所治之國小；而且大同時代的規則，尚未盡廢；或者可以做到幾分。在後世，則雖甚神聖，亦苦無下手之處了。而中國講改革的人，都希望著他，如何能不失敗呢？龔自珍是近代最有思想的人。
他的文集裡，有一篇文章，標題為《平均篇》，暢發一切亂源，根本都在經濟上分配的不平。最高的治法，是能使之平均。就其現象，與之相安，則不足道。其觀察亦可謂極深刻。然問其方法，則仍是希望握政權者，審察各方麵的情形，而有以措置之，則仍是一條不通的路而已。龔氏是距離現在不過百年的人，而其思想如此，可見舊日的學者，其思想，全然局限於這一個範圍之中。這是時代為之，自然怪不得古人。然在今日，卻亦不可不知道昔人所走的路是一條不通的路而再奉其思想為金科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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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經濟情形，和從前又大不相同了。自從西力東侵以來，我們的經濟，已非復閉關獨立之世，而與世界息息相通。在工業革命以前，最活躍的是商人階級。所以歷代的議論，都主張重農抑商。自工業革命以後，則商人反成為工業家的附屬，不過略沾其餘潤，所以中國推銷洋貨的人，即世所稱為買辦階級者，在中國社會裡，雖儼然是個富豪，而以世界眼光觀之，則仍不免在小貧之列。在現代的經濟狀況之下，斷不容我們故步自封。世界的經濟情形，自從工業發達了，積集的資本遂多，而金融資本，又極跋扈。工業品是要尋求銷路的，而且還要霸佔資源，就是固定和流動的資本，也要輸出國外，皆不得不以武力保其安全。於是資本主義發展而成為帝國主義。歷代的勞資對立，資本家是在國內的，現在則資本家在國外。於是民生問題和民族問題，並為一談，再不能分離解決了。我們現在，該如何審慎，勇敢，強毅，以應付這一個目前的大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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