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表情不多，坐在桌前把檔案盒打開，一份一份地攤開來。
撫恤金發放存根、遺屬補貼撥付台賬，每一頁泛黃的紙都是一條線索，他用手指點著紙麵，逐行往下看，看到一半，手指停了。
“鐘大山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犧牲，一次性撫恤金八百元，領取人簽章——”
方公安把那張存根抽出來，放在桌麵上，讓旁邊兩個同事也看清上麵的字跡；“易中海，領取日期，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五日。”
旁邊一個年輕公安湊過來看了一眼，皺起了眉：“易中海是誰？按規矩撫恤金應該直接送到家屬手上，為什麼是他簽字領的？”
方公安沒答話，繼續往下翻，撫恤金之後是每月二十元的遺屬補貼，台賬上記錄得很清楚：一九六二年一月至一九六五年十月，共四十六個月，合計九百二十元。每一筆的領取人簽章欄裡，都蓋著同一個人的印章——易中海。四十六個墨印，整整齊齊排列在泛黃的紙頁上，像一條鐵鏈，把三年零十個月的時間鎖得死死的。
方公安把台賬合上，站起來，走到門口，跟走廊裡等著的聯合調查組負責人說了一句：“撫恤金八百元，遺屬補貼九百二十元，合計一千七百二十元，全部由同一個人領取——易中海。按規矩，這兩筆錢都應該直接送到家屬本人手上，由家屬本人簽字或按手印。易中海沒有這個資格。”
方公安頓了頓說：“人控製住了沒有？”
“已經派人去鉗工車間了。”
孫大勇站在走廊裡，臉上的表情說不出是憤怒還是愧疚：“鉗工車間的人說他剛才還在車間。”
“控製住。”
方公安說：“還有，發放遺屬補貼的人是誰？台賬上每一筆都要經手人簽字，這個經手人也是關鍵。”
方公安轉身回了房間，把台賬上經手人簽字那一欄一個一個地翻，四十六個月的記錄，前麵幾個月的經手人是一個名字，到了一九六三年初換成了另一個名字——財務科副科長，姓馬，後麵的三年多，經手人全是這個馬副科長。
“查這個馬副科長。”
方公安把台賬推給旁邊的同事；“他跟易中海是什麼關係，為什麼每個月的遺屬補貼都經他的手放給易中海。”
與此同時，保衛處的調查也在同步推進。
鐘大山的工位頂替審批表被從檔案室調了出來，審批表上寫得很清楚：鐘大山，保衛處內保大隊大隊長，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犧牲。崗位頂替人一欄填著一個名字——馬小軍，性別男，年齡二十歲，與烈士關係一欄寫的是“無”，審批日期一九六二年二月。審批表上的簽字欄裡，保衛處當時負責的一個副科長簽了字。
孫大勇把這張審批表拿在手裡，看了很久，他認得這個筆跡——那個副科長已經在兩年前調走了，但審批表上的簽名做不了假。
馬小軍，姓馬，財務科的馬副科長，也姓馬，保衛處當時經辦工位頂替的那個副科長，把鐘大山的工位給了馬副科長的兒子，而馬副科長，每個月把鐘國勝的遺屬補貼親手交給易中海。
這根線，就這麼對上了。
孫大勇把審批表放在桌上，指節在桌麵上敲了兩下，轉身出了辦公室，走廊裡，幾個保衛乾事正等著他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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