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懺悔。在他以前，佛教雖有“梵唄”，即唱經活動，但那隻是在譯經或講經時，由和尚們按照佛經中的某些韻文、讚語進行吟唱，表示讚頌之意。而梁武帝創立的“經懺”法，卻使佛事活動日趨商業化、世俗化，因為，打那以後，誰想請和尚“念經”或“拜仟”，就得付出一定的報酬，佛經懺文成了有價商品，更有甚者，一部分僧人就成了以叫賣“經懺”為生的“生意”人。這種情況，直到今天，在我國的某些地區，依然可見。佛教的“經懺”化，加速了佛教的腐朽和僧人的墮落。顯然，這要歸咎於梁武帝，儘管經懺商業化不是他的初衷。
3.建寺布施：粱武帝出於鞏固自己統治的需要，先後為一些名僧法師以及他本人和他的父母修建了光宅寺、開善寺、同泰寺、大敬愛寺、智度寺、同行寺等許多名寺，這些寺廟無一例外地都被建得富麗堂皇，殿台樓閣，應有儘有。為了營建寺廟，梁武帝甚至可以逼奪朝廷大官的私有財產，對普通百姓，就更不用說了。更可氣的是，梁武帝不光大建佛寺，還非常地“樂善好施”。向寺廟布施，一次就能慷慨地奉上錢物價值千萬以上。手頭拮據的時候，他就去勒索臣民，臣僚們誰向他貢奉的錢物多，誰就被看作“稱職”。其結果，大小官員們為了討得他的歡心，竟相聚斂，殘酷壓榨小民百姓。老百姓苦不堪言，民不聊生。
4.舍身佛寺，梁武帝身為一國之主，本該日理萬機，對各種佛事活動的熱衷，已占去他不少的時間，可他還嫌不夠“虔誠”，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舍身”於佛寺，甘為寺奴，而置國家大事於不顧。據史書記載，梁武帝先後於公元527年、529年、546年和547年共4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脫下皇袍，穿上僧服，不吃肉，不近女色，乘車、用具一律從簡。這些戲劇性的舍身為奴事件，短的隻有4天，最長的達37天，最後都由群臣用“錢1億萬”將他贖出，並在群臣齊集同泰寺東門或風莊門，再三叩請的情況下，才回宮執政。就是這個醉心佛門、不理朝政的梁武帝；在梁朝短暫的56年江山中，卻能獨享48年，真夠他“幸運”的!
梁武帝深知“榜樣”的力量，所以，以身作“則”，以菩薩皇帝的身份，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麵，不遺餘力地推廣佛教，擴大它的影響。他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呢?難道僅僅是出於對佛教的熱愛嗎?梁武帝曾反複表白，說自己不貪天下，說皇帝的寶座在他眼中不過是一根草而已。其實，他真正視為草芥的是老百姓的生命，因為就是他，多次發動戰爭，攻城掠地，殺人盈野，為的是保住皇位。連《資治通鑒》的作者、宋代著名史學家司馬光都說，他的暴虐行為不僅為儒、道二教所不容，也使他成為佛教的罪人。而他卻偏偏以“菩薩皇帝”標榜自己，想方設法把自己裝扮成以慈悲為懷的觀音菩薩。有一次處決一個惡貫滿盈的罪犯時，他裝模做樣地整天悶悶不樂，以示心慈。對梁武帝玩的這套把戲和伎倆，司馬光曾痛斥為“欺天”。可見，梁武帝表麵上是一個十分虔誠的佛教徒，骨子裡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他隻是想通過敬佛來美化自己，籠絡人心，企圖集宗教領袖和政治首腦於一身，做一個穩穩當當、平平安安、菩薩麵皇帝心這樣的“菩薩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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