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月17日，林彪借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私自發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即第一號令），要求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抓緊武器的生產，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等。隨後，各地加強了戰備動員、教育工作，按戰時要求組織指揮機關，緊急疏散城市人口、物資，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狠抓民兵工作三落實，修築戰備公路、橋梁，製造輕武器，儲存戰備物資，建立戰時生產領導體製，組建了防化、消防、救護、運輸、搶修、治防等隊伍，加強了通訊警報網的建設。許多重要工廠和工業設施向邊遠地區大搬遷大轉移或醞釀搬遷轉移。整個國家處於臨戰狀態。
中蘇恢複邊界談判之後，中蘇邊境形勢趨向緩和，備戰高潮也逐漸降下溫來。1970年，儘管毛澤東認為“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各國人民必須有所準備”，儘管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仍把對付國外敵人的突然襲擊和大規模人侵當作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以致在經濟建設中提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狠抓戰備，促進國民經濟的新飛躍”的口號，但是像九大前後那樣的備戰高潮卻沒有出現。1970年以後，中國的備戰工作逐漸轉入常規性常備性的正常階段。
中共九大前後的備戰高潮雖然在國防建設和三線建設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驟然猛增的國防戰備費一方麵擠占了經濟建設的投資，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另一方麵則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和浪費。耗費國家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建成的防空洞、防空壕多數在後來閒置無用；城市人口疏散、工廠企業搬家、兵力物資調動也造成了大量的物力浪費。同時，由於當時認為搞好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大最好的備戰，因而，九大前後的備戰高潮在政治上也助長了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錯誤理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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