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紮硬寨，打死仗”就是他從實戰中總結出來的一條重要的禦敵原則。
曾國藩認為，營寨，陣地是軍隊的立足點。對於任何一支軍隊來說，如果沒有鞏固的立足點，無論是進攻，還是防守，都不會取得成功。基於這種認識，曾國藩對湘軍的築營寨，修陣地極其重視，並親手製定出《紮營之規》頒布全軍推行。曾國藩對築營寨的意義看得很重，他要求湘軍每到一地，無論風雨寒暑，必須首先修牆挖壕，築營紮寨。營未築成不許休息，甚至不與敵人接戰。他對營寨的修築很講究。低窪處、開闊處、半麵斜坡處、坐山低而客山高處，都是他紮營選地的大忌。他認為最理想的紮營地是“頂上寬平，旁麵陡峻者”和“背山麵水者”。
他規定：湘軍的營寨必須由圍牆、壕溝、花籬(各種障礙物)三層組成。圍牆規定高八尺，厚一丈，裡外皆用草坯土塊砌成，中間用土築緊，每築尺餘，橫鋪長條小樹，以免雨後裂塌。牆上開出槍炮眼，便於發揚火力。壕溝須一丈五尺深，上寬下窄。壕中取出之土，須覆於二丈以外，不許堆高，以免下大雨時把土衝入壕中。花籬是用木器、鐵器製做的各種障礙物，其名目有木城、木柵、梅花樁、鹿角、擋木、地刺、鐵蒺藜、鐵菱角等幾十種。一般情況下，圍牆隻修一道，壕溝挖兩三條，花籬則敷設五、六層之多。三層屏障之內是官兵居住的營房。這些規定，有的是沿襲了古代軍事家的傳統作法，有的是他從實戰經驗中總結出的新方法。近代著名軍事家蔡鍔曾經高度評價湘軍的這個《紮營之規》，指出：“夜間宿營，雖僅一宿，亦須深溝高壘，為堅不可拔之計，則防禦之緊嚴，立意之穩健，尤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蔡鍔：《曾胡治兵語錄》第十二章《戰守》)這一個原則在湘軍的各支部隊中得到廣泛執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最突出的戰例是1862年10月湘軍與太平軍在南京雨花台發生的激戰。
1861年曾國藩指揮湘軍奪取了安慶，派其弟曾國荃率軍順流而下，打到南京城外，並在雨花台一帶修築了營寨。南京在當時叫天京，是太平天國的首都。湘軍兵臨城下，無疑是對這個農民政權的致命威脅。為了解除敵人對天京的包圍，消除心腹大患，洪秀全授命李秀成，從各地抽調集中20萬部隊，攻打屯駐在雨花台一帶的湘軍，企圖一舉將其殲滅。當時，曾國荃所帶的湘軍隻有兩萬餘人。當他得知將有惡戰發生時，命令部下加固營寨，大量屯集糧食軍火，並要求水師策應支援。1862年10月，數十萬太平軍分三路進兵天京，在雨花台擺下了戰場。從13日起，太平軍向湘軍大營發起攻擊，雙方展開激烈的戰鬥。由於湘軍營壘的堅固，兩軍大戰46天，打了個平手，太平軍未能攻陷敵人營壘，達到全殲敵人的戰略目的。後來，由於李秀成見久攻不克，便以冬季來臨，全軍“未帶冬衣”為由，率軍撤出了戰鬥。此役，湘軍在絕對劣勢的情況下，能夠抵住太平軍的猛烈攻擊，保住自己的陣地，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靠了營寨的堅固。可以說這是曾國藩“紮硬寨，打死仗”作戰原則的一次成功運用。由於湘軍保住了在雨花台的陣地，等於在太平軍的心腹地區楔上了一顆釘子，有效地牽製住太平軍的軍事行動，占據了戰略上的優勢地位。在後來清軍攻破天京的戰鬥中，固守在雨花台的湘軍起的作用十分關鍵。可見，有效的防守，是一個何等重要的戰爭策略。
郭沫若巧駁陳誠
1938年，抗日烽火燃遍中華大李宗仁將軍指揮的著名戰役——台兒莊戰役，取得了重大勝利。為了進一步激勵全國人民的抗戰熱情，喚醒國民黨官兵共同抗日。郭沫若利用其國民軍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的身份，組織編寫了一本(抗戰將軍李宗仁》的小冊子，準備散發下去。這事遭到國民黨內部頑固派的激烈反對，當時任國民軍政治部部長的陳誠，借題發揮，堅決不同意散發這本小冊子。為此，他還專門發了個訓令，聲稱：近查三廳所印各種文件中，每有“人民”、“祖國”、“崗位”等字樣，此等文字殊不妥貼。“人民”應一律改用“國民”，“祖國”一律改用“國家”、“崗位”一律改用“職分”。以後凡有對外文件，須經呈部核準之後再行印發。
郭沫若接到這個訓令，暗自思忖，一定要采取什麼辦法使這本宣傳資料儘快地發到下麵，進一步鼓舞人民群眾和將土的抗戰士氣。
此時郭沫若想好了主意，既然陳誠一向自稱為孫中山先生的“學生”、“信徒”。他便當著陳誠的麵嚴肅而莊重的指出：“查中山先生前文字，已屢見‘人民’與‘祖國’等字樣，是否亦應‘律改成‘國民’與‘國家’?”陳誠被問得張口結舌、麵紅耳赤，隻得收回訓令。郭沫若策略的回擊，使陳誠以後再也不敢隨意對三廳的宣傳材料中有關用詞進行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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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這一招實在高明，高就高在發現了陳誠是個虛偽的中山主義的信徒，采取十分策略地辦法，抵製了陳誠的訓令。
能賢任舉牙叔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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