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醫生在船上說到關於女人的話重新說說，讓他在女人麵前喚起一點回憶，紅一陣臉。
十個星期後醫生從北平把用高麗發箋印紅花的結婚喜帖寄給我，附上了一封長長的信，說到許多我早已清清楚楚的事情，那種信上字裡行間充滿了值得回憶的最誠實的友誼。結末卻說，“那個說女人同教徒壞話的醫生，想不到自己要受那麼一種幸福來懲罰自己。”我有點生氣，因為這兩個人還不明白我早已看得十分清楚，還以為這時來告我，對於我是一種誠實的信托與感謝！我當時把我那五十多頁的日記全寄去了，我讓他兩個人知道我不是書呆子，曾處處幫過他們的忙，他們卻完全不知道。
隻是十六個月，這件事就僅剩下一個影子保留在我一個人記憶上了。我現在還隻那麼儘想象中國應當如何重新另造，很嚴肅的來寫一本“黃人之出路”。為了如何就可以把某一些人軟弱無力的生活觀念改造，如何去輸入一個新的強硬結實的人生觀到較年青一點的朋友心胸中去，問題太雜，怯於下筆，不能動手了。那些人平時不說什麼，不想什麼，不寫什麼，很短的時間裡，在沉默中做出來的事，產生出的結果，從我看來總常常是一個啞謎，一種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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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記憶裡，這些朋友用生活造成的奇跡越來越多了。
廿年七月十五日青島寫
改平北月十年三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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