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甫執政,唐王朝得上的是慢性病,儘管致命,但一時三刻表現不出來。
楊國忠則不一樣。他本來就是一個人人都看不起的無行賭徒,也可以說是個吃喝嫖賭樣樣精通的市井無賴。靠著偶然的豔遇,他傍上了後來成為虢國夫人的表妹,而另一個表妹楊玉環又成了玄宗的心上人。這種千載難逢的機遇和運氣,把他推上了宰相的高位。小人得誌,其實也是不容易的。但正是這種不容易,使他看到了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現實。他深知自己當宰相是難得的 低概率事件 ,於是走上了不管名聲好壞、隻顧自己享樂的道路。據說,楊國忠曾經自我表白道: 某家起於細微,因緣椒房之親,以至於是。至今未知稅駕之所,念終不能致令名,要當取樂於富貴耳。 (《明皇雜錄》卷下)治史嚴謹的《資治通鑒》也取了這一說法,稱楊國忠對客曰 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 。所謂 稅駕 ,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結局、歸宿。也就是說,楊國忠對政治的態度,就是把政治看做一種賭博,誰知道結局如何,既然最終不能青史留名,還不如現在就胡作非為。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政事不過是他隨心所欲的玩物。例如,他按候補官員的長相任命官職,竟然讓一個大胡子去主政湖州。這種胡來,使楊國忠最終斷送了自己的生命,也斷送了玄宗的政治生涯。在楊國忠手裡,唐王朝得上的是腦溢血並發心梗,當下就丟了命。
暴發戶式的 政治家 對政治的危害要比官僚世家明顯得多,在世人心裡激起的憤慨也要強烈得多。天寶年間,楊家得勢,遭到了世人的嚴厲抨擊。但平心而論,楊家的罪惡主要表現在生活的奢侈浪費、競相豪華方麵。他們對國家與社會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社會風氣上,而不是統治權力的運用上。除楊國忠一人,楊氏家族的其他成員沒有在政治上的誌向和作為。特別是虢國夫人和韓國夫人,純粹屬於那種憑借自己的美貌過分炫耀的淺薄女人。她們所能做的,無非是依賴玄宗的寵信和放縱收受賄賂;向皇帝說一說某人的好話,乘機謀點私利;給皇室子孫當幾次媒婆,抖落一下 三姨 、 八姨 的威風。
有意思的是,對李林甫的責難,主要來自於他死後的官場;而對楊國忠及楊氏家族的責難,則在楊家權勢正隆的時候就已爆發。而且,對李氏的責難還近於說理,對楊氏的責難則全部情緒激昂。我們難道能夠全然肯定,對楊氏的責難都是正義的呼聲,絲毫沒有摻雜阿Q式的 我為什麼不能 情緒麼?
更為可怕的是,由於人們對李林甫式的政客不滿,往往期待以激烈的變革來清除這種政客造成的慢性潰瘍。但是這種變革,卻在多數情況下會把膽大心黑、精明強乾又不擇手段的流氓扶上台。這種 造反派 替代 老乾部 後,除了少量 流氓 可以努力轉變為 紳士 實現穩定外,多數暴發戶類似於楊國忠式的行徑,會使各種隱含的矛盾迅速激化。於是,人們可能又會懷念政客時代的圓滑和章法,而忘了他們對製度體係的侵蝕。任何組織,一旦執政者陷入了這種政客和流氓的交替循環,就有可能每況愈下每下愈況,說萬劫不複是有所誇大,但要跳出這種循環則需要漫長的曆程。
五、唐玄宗起用姚宋天下大治 任用楊國忠一大失策
常言道,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唐玄宗正是由儉入奢而導致失敗。他在登基初年,看到當時的風俗奢靡,曾下令銷毀宮中的乘輿服禦,金銀器玩,將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可是到了晚年卻窮奢極欲,任人唯親,使大唐盛世一去不複返。
司馬光評論說:“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雲:靡不有始,鮮克有終,可不慎哉!”唐玄宗有始無終的經驗教訓是極其深刻的,它提醒每個有誌於成大事的人要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保持勤儉節約的作風,隻有這樣,才能用好人,用準人,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使事業蒸蒸日上。
唐玄宗李隆基是一個悲劇色彩的人物,他既創造了國力強大、經濟發達、文化繁榮的“開元盛世”,在中國曆史上留下最輝煌的一頁,但同時由於自己在用人方麵的嚴重錯誤,釀成“安史之亂”,使唐朝由盛轉衰,此後一百多年大部分時間都處於藩鎮割據的混亂局麵中。
宰相是朝廷百官之首,掌握國家軍政大權,一個國家的治亂、強弱和興亡,關鍵就在宰相是否德才兼備。
康玄宗在登基之初,深明國家治亂係於丞相的道理,不顧權臣反對,於打獵時召見時任同州刺史的姚崇,要用他出任宰相一職。姚崇吏事明敏,在武則天、唐中宗、唐睿宗時期曾屢次出任宰相,他針對時弊,提出十條意見,問唐玄宗是否同意,能否做到,如不同意,不能做到,他就不接受任命。唐玄宗接納了他的意見,當場任命他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之品。此後唐玄宗勵精圖治,“每事訪於元之(即姚崇),元之應答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故上專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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