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享樂；在社會風氣、宗教信仰和自身性格的共同鑄造下，白居易選擇了“中隱”的道路，保證自己在獲得物質方麵享受的前提下，還能得到精神方麵的滿足。特別是他晚年經濟狀況尤其優裕，他更是過著及時行樂的生活，極其重視物質的享受和精神的富足。在白居易的詩中，經常渲染著日常生活的慵懶和肢體的舒適，如“空腹一盞粥，饑食有餘味。南簷半床日，暖臥因成睡。錦袍擁兩膝，竹幾支雙臂。從旦直至昏，身心一無事。”（《閒居》）他注重生活環境的優美，對於旅遊、飲食、音樂、舞蹈都有著發自內心的喜愛。從白居易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精心營造自己居處的環境，“所至處必築居”（葛立方《韻語陽秋》），在退居渭村時“構亭台”，被貶江州時造“草堂”，卜居洛陽時興致勃勃地指揮手下“栽鬆滿後院，種柳蔭前墀”（《春葺新居》），不管處境如何，他都儘可能使自己的生活環境舒適和美觀。白居易還遊山玩水、交遊唱和、飲酒賦詩、彈琴繪畫，甚至興味盎然的指導家妓編排樂舞《霓裳羽衣曲》，他自稱“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醉吟先生傳》）可以說他動用了一切手段來使自己的生活充滿快意樂趣，儘情地享受夜夜笙歌的世俗之樂，過著“人間歡樂無過此，上界西方即不知”（《與牛家妓樂雨夜合宴》）的歡樂生活。白居易積極享受人生的策略在某種程度上很好地實踐了他所信奉的道教的“樂生”理論。
3、自由超脫的人生境界
道教從道家與玄學中吸取了自由逍遙、放任無拘的精神追求，葛洪的《抱樸子·金丹卷》中說：“任意所欲，無所禁也。”《太平經》中還說：“夫道者各為其身，不為他人也。”所以道教更追求精神的放任自由與無拘無束，看破虛名浮利，淩傲王侯富貴，對現實支配法則持不屑和反抗的態度，主張返樸歸真、回歸自然。當文人在仕途上遭受挫折的時候都以此來求得心理的平衡和精神上的滿足，白居易也是如此。
白居易早年“誌在兼濟”，江州被貶後，宦情日減。到了晚年，白居易更是超脫於黨爭之外，留連於詩酒之中，摒棄功利欲望，白居易還創造性地提出了“中隱”理論，並且親自實踐。“中隱”既不是隱於山林的小隱，也有別於隱於朝市的大隱，而是以閒官、散官為隱。這樣既照顧到個人生計問題，又與仕途保持安全的距離，雖然不如真正的隱士那般清高脫俗，但是在內蘊上更符合平凡人的氣質。其根本上是將人生的價值關懷由出仕轉變為自適，投注到自我真實的生命意誌和自然欲求中，在平凡的生活中達到審美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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