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十一回、十五回、四十八回的“搜檢”均改為“搜簡”，第九十一回的“檢校”和“巡檢”均改為“簡較”和“巡簡”。明崇禎帝名朱由檢，崇禎時人撰文章為了避諱，均以“簡”代“檢”，因此說明該書成於崇禎時。從書中所寫事實來考察，第二十四回載州縣官錢糧考成之製，此製產生於崇禎四年以後，此回還載練餉，而練餉之事始行於崇禎十二年元月。第三十回有“猶如朝廷破格用人一般，不必中舉中進士，竟與他做了給事中”的文字。此指崇禎九年二月陳啟新叩闕上書，驟被任為吏科給事中一事(見《國榷》)。這是明朝選舉製度上破天荒的大事，十分重要。類似這樣的記載還很多。因此這部書雖假托寫正統到成化年間的人和事，但實際上寫了許多以後的事。作者自己以“那時”和“如今”來區別假托和寫作年代，從而證明該書成於崇禎末年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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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與山東齊魯書社均整理出版了《醒世姻緣傳》，但三家觀點相異。有的認為該書成於崇禎末年，有的則同意胡適觀點，認為該書作者是蒲鬆齡，成於康熙年間，有的還認為寫於崇禎年間，定於順治年間，作者是河南某人。孫楷第在《中國通俗小說書目》1982年第一版中仍堅持“書中所記順康間淄川、章丘兩縣之事，而於淄川事尤切，與留仙之地域時代皆相當，則書為留仙所做，比較可信(留仙名鬆齡，號柳泉居士，山東淄川人)”。1984年曹大為在《文史》第23輯又發表《〈醒世姻緣〉的版本源流和成書年代》一文，對胡適、孫楷第等的觀點進行駁斥，就金性堯、王守義的觀點加以引申。他認為《醒世姻緣傳》作者絕不是蒲鬆齡，其一，胡適所用的惟一一條證據是楊複吉的《夢闌瑣筆》，然而這本書的記載不甚可信。其二，李慈銘在鹹豐庚申(1860年)2月16日的《越縵堂讀書記》中赫然寫道“《醒世姻緣》，清蒲鬆齡撰”。但這條記載不是嚴格的版本著錄，其資料本源很成問題。相反，今天流傳下來的各種版本，無一標明是蒲氏所作。其三，張元《柳泉蒲先生墓誌》及墓表的碑文裡明白刻有蒲鬆齡的全部著作目錄，其中並未提到有《醒世姻緣傳》。在碑刻把蒲氏雜著五冊、戲三出、通俗俚曲十四種的全部細目悉數羅列的情況下，真要還有一部百回巨著，是不應也不可能遺漏掉的。至於小說的成書年代，曹大為通過各木刻本避諱情況及內證的綜合考察。認為全書在崇禎十七年以前已基本完成，大約在崇禎十七年一、二月間，作者又對全書作了一次細微的修改和謄清。
由此看來要解決《醒世姻緣傳》之謎，如同解決《金瓶梅》之謎一樣，絕不是一件易事，也不是馬上就能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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