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行否定。“若水之趨下”，聽其自然。他把追求物質利益看作是人生之唯一目的。因此，他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無論王、侯、君還是匹夫編戶，都在追逐利益。可見“利”牽動著每一個人的活動。為了說明這個觀點，他還在《貨殖列傳》裡對社會各個階層對財富的追求做了深刻的解剖。
儘管司馬遷認為人們對富利的追求有不可阻擋之勢，卻並不鼓吹韓非的那種冷酷的利己主義哲學。司馬遷所闡發的“欲望論”乃至“富利論”，都帶有既包括統治者也包括被統治者的全民性質，這即使與包括管仲和荀子在內的所有先秦諸子相比，也具有極大的特殊性。
市場經濟理論是司馬遷經濟思想的核心內容。首先，司馬遷總結了在市場中商品價格起伏的規律。所謂一切商品皆是“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要想致富就要抓住這個規律“與時逐利”。這說明早在漢朝，司馬遷就已經開始注意價值規律的問題，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這與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極為相似。
其次，司馬遷肯定了競爭這種現象在經濟生活中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貧富之道，莫之與奪，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要發揮市場的作用，就要合理的引入競爭機製。隻有“有餘”，“巧者”
才有前進的動力；意識到“不足”，“拙者”才有奮起直追的目標，進而“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即通過競爭使物質資本流通到最能創造價值的生產環節中，使勞動者、經營者自覺產生提高生產力的緊迫感。競爭可以促使人有危機感，適者生存這個理論在商品市場中也是格外適用，廠商為了獲得更多的市場和更高額的利潤，一定會對產品質量、銷售等環節進行改進，這就會直接促使技術的進步和經濟水平的發展。
再次，在司馬遷的貨幣理論中提到“唯幣之行，以通弄上，其急則玩巧，並兼滋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 。”他在肯定了貨幣在商業活動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時，還提出了一個尺度問題，也就是合理的利用貨幣的交換職能，避免出現那種投機取巧的“奸富”之徒。
此外，司馬遷還指出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認為：“（人)各勸其業，若水之爭趨下，日夜無休，不招而自來，不求而自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也就是說要在市場的環境下，用價格的變化來調動人民的積極性，使社會資源自然流動到最需要的環節中去，從而達到對生產資本的合理分配，也使國家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急需的財物。
司馬遷提出國家要對經濟發展減少行政乾涉，他認為行政乾預會嚴重阻礙經濟發展的動力，社會經濟活動是“人各任豈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這裡所說的道，就是客觀經濟規律。因此，他主張“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政府需要對社會經濟進行宏觀調控，但是過分的參與，是不利於市場的發展的。政府應該對經濟進行引導，而不是直接的乾預，這樣可以使經濟按照市場規律正常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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