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滿意,他總是大聲嗬斥,有如指使自己手下的奴仆。群臣劾人自保或劾人獻媚者不乏其人。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兵科給事中高為向劉瑾獻媚,彈劾包括他父親在內的官員共六十一名,為時人所不齒。文武官員為了避禍自保,無不順從或保持緘默,不敢討論時政。在劉瑾專權橫行時,隻有羅僑上疏得以幸免。
事情是這樣的:正德五年,北京大旱,羅僑懷揣著奏章,請求皇帝不再遊戲,摒棄小人,並懲辦劉瑾等人。他抱定必死的決心,命令家人攜帶棺材跟隨,在朝房靜候皇上的旨意。劉瑾讀完奏章,勃然大怒,矯詔下旨讓廷臣議罪。大學士李東陽為他求情,終於赦免了他的死罪,但將他降為江西原籍教職。朝臣原以為羅僑會遭遇不測,然而,他卻隻被降職,因此,他們都感到萬分驚奇。
明武宗花錢如流水,加上宦官巧取豪奪,不久國庫空虛,內庫告急,北部邊防地區糧儲空虛,邊防危機隨時可能爆發。在這種情況下,宦官劉瑾給明武宗提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這就是官吏罰米法,以罰代罪。
明武宗頒布的罰米法對緩解國家財政危機確實幫助很大,由於所罰米數從一二百石到上千石不等,因此,僅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就有一百八十二名官員被罰俸祿,運往京師的約有六千多石,加上那些尚未繳納的罰米所得超過一萬石。此外,還有近百倍的糧食運往邊鎮地區。對官吏胡亂罰米,雖然一時奏效,但弊病特別多,最後受損的還是國家。由於罰誰、罰多少的大權操縱在劉瑾的手中,因此劉瑾成了最大的受益者。此外,這種對官吏漫無標準的罰米法也成為劉瑾及其黨徒公報私仇的有力工具。許多忠臣被削職為民,很多清廉官員因此傾家蕩產。因公事受到罰米的人為求免罪避禍,往往向劉瑾行賄,就連平日號稱忠直的人士也常為免受械杖之苦而走後門。劉瑾因此大發橫財。
自從武宗即位後,劉瑾便為武宗建起豹房,使武宗沉湎遊戲玩樂,不思進取。而劉瑾則矯旨行事,任意處置群臣,排除異己,結黨營私。至此,宦官當政,廠衛橫行。
為鎮壓官民的不滿情緒,穀大用等人派出大量特務四出偵察。消息傳出後,各地驚恐萬分,隻要看見口操京腔的人,便奔走相告,甚至以重金貢獻以求自保。
東、西廠特務橫行無忌時,劉瑾又於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在榮府舊倉創立了“內行廠”,親自管理以監督東、西二廠。此後,內行廠和東西二廠等特務機構成為劉瑾專權的工具。他不僅派特務胡作非為,而且讓特務刺探官員的隱私。大學士王鏊對劉瑾的所作所為心懷不滿,但又清楚自己無力回天,整日長籲短歎。不久,王鏊見劉瑾派特務暗隨,自覺無趣,請求罷官歸隱。劉瑾因未能抓到他的罪證,隻好讓其體麵退休,這在當時也是一件令人稱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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