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媽媽一個人鑽在桌子底下，用肩在馱桌子。家裡的人，有的被關押了，有的被逼死了，有的被流放了，沒有一雙手來幫她一把，她隻能這樣。
“文革”結束後，公道回歸，被害的家人均獲平反，我也被選拔為全國最年輕的高校校長。但是，不管聲名如何顯赫，我的衣食負擔還是落在媽媽肩上。直到今天，集體宿舍的老鄰居們還都記得，我媽媽每隔幾天就肩背一個灰色的食物袋來為我做飯，後麵還跟著爸爸。
現在，很多當年同事仍在美言我在那個年代的工作效能，不少出版社也在搶著出版我那時寫的學術著作。但是隻有我知道，這一切的一半分量，都由一副蒼老的肩膀扛著，直到馬蘭的出現。
說到這裡，我想大家都已明白，媽媽一生的微笑和靦腆，絕不是害怕、躲避、無能、平庸。恰恰相反，她完成了一種特殊的強大。
媽媽讓我懂得，天地間有另一種語言。記得當年爸爸單位的“革命群眾”每隔幾天就會來威脅媽媽，說爸爸如果再不交代“反黨罪行”就會“死無葬身之地”。媽媽每次都低頭聽著，從不反駁一句，心裡隻想著下一頓飯能找一些什麼來給孩子們吃。後來叔叔在安徽被逼死，媽媽陪著祖母去料理後事，當地的“革命群眾”又在一旁厲聲訓斥，媽媽隻是捧著骨灰盒低頭沉默，隨便他們說什麼。
幾十年過去，現在我們都知道了，媽媽的沉默是對的。那些“革命群眾”不值得辯論。一辯論就進入他們的邏輯係統，必定上當。媽媽固守的，是另一套做人的基本道理，也就是天道天理。隻有沉默，才能為天道天理讓出位置，才能為曆史裁判留下空間。
媽媽心中的天道天理，比我們常說的大是大非還要高。媽媽並不否認大是大非，例如，在“文革”災難中，她和我都知道，隻要我去與造反派疏通一下，表示服從，爸爸的處境也許會改變，但我堅決不去疏通，她也讚成我這麼做。又如，她知道我曾經到一個出版社單獨與“工總司”暴徒對峙，又冒險悄悄地主持了上海唯一的周恩來追悼會，她都沒有阻止我，隻說“做事不大聲，做完就走人”。
但是，這些事，還不是她心中的終點。她的終點聽起來很平常：不管別人怎麼鬨，都要好好活下去。
在這一點上，媽媽顯然高於爸爸。爸爸是典型的儒家，相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套，成天要為正義挺身而出，為此受儘折磨。直到十年前，還被廣州、上海、天津的三份誣陷我的報刊活活氣死。他臨終床頭那幾份報刊上的顫抖筆畫，便是生死遺命。其實爸爸和媽媽同齡，媽媽能夠多活十年，原因之一，是她壓根兒不聽那些惡言。因此，這些惡言隻能折騰爸爸，卻無傷媽媽。
針對這個對比，我曾經說過，我是中國人，當然忘不了殺父之仇；但我又是媽媽的兒子，懂得絕不能讓自己受惡言操控。我想，朋友們都會認同，我受媽媽的影響更深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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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讀者都奇怪，我為什麼受到媒體間那麼多謠言的一次次圍攻而從不解釋，從不反駁？隻要見過我媽媽，就明白了。
最後，我想用一件遠年往事，作為這個悼詞的歸結。
在我六歲那年，一個夏天的傍晚，媽媽翻過兩座山，吳石嶺和大廟嶺，到上林湖的表外公家去了，當夜必定回來。我為了讓媽媽驚喜，就獨自翻山去接媽媽。那時山上還有很多野獸，我卻一點兒也不害怕。後來在第二座山的山頂遇到棲宿在破涼亭裡的一個乞丐家庭，他們還勸我不要再往前走，但我還是沒聽他們的。終於，我在翻完第二座山的時候見到了媽媽。現在想來，媽媽也是夠大膽的，那麼年輕，那麼美貌，獨自一人，走在黑夜山路上。然而，更有趣的是，媽媽在山路上見到我，竟然不吃驚，不責怪，不盤問，隻是高興地說一句“秋雨來了”，便一把拉住我的手，親親熱熱往回走。這情景，正合得上布萊希特的一個劇名：《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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