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來京城後才算小有資本，讓他能夠租屋買轎、置辦官服。可鄉親們那裡湊來的賀禮錢花一個少一個。又加之在京城安家後拖兒帶女，曾國藩很快就嘗到了窮日子的滋味。
曾國藩到京城落穩腳跟後，就把妻兒接到京城來，隨妻兒而來的還有他的九弟曾國荃。彼時，曾國荃正是十五六歲的少年，為了讓弟弟有一個更好的讀書環境，曾國藩將其接到京城。一大家子人，自然不能再寓居在先前的居所內。再加上他朝廷命官的身份，經濟再緊張，麵子還得要。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曾國藩租下了繩匠胡同的一處房子，共十八間，每月房租十三兩三錢。如此算下來，一年光房租就要一百六十兩銀子。
當時，曾國藩在翰林院的年俸是四十五兩，例支雙俸，一年就是九十兩。此外還有四十五斛“祿米”，兩項相加，折合成銀兩也不過一百二十四兩多點——連房租都不夠。何況還有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以及他在官場上的種種應酬。
晚清官場實行官員低俸製，朝廷開給官員們的薪俸，根本不能滿足他們的正常生活需求，這便給晚清的官場提供了滋生腐敗的土壤——為了活下去、活得好，很多官員隻能廣辟財源，也才有了曾國藩在家書中所提到的炭資。
在晚清，炭敬、冰敬、別敬、年敬、節敬，名目繁多，是外官拉攏京官的常見方式。也正是因為這些灰色收入，京官們才能在收支嚴重失衡的情形下應付正常的生活。對此，朝廷也隻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聞不問。
曾國藩是新點的翰林，在京城沒有名望資曆，也沒有什麼關係網，這類“敬”自然也收到得極少。有一年年底，家裡再也拿不出半兩銀子了，年關在即，一家老小數張嘴等著吃飯，曾國藩隻得再厚著臉皮，找人借了五十兩銀子，算是勉強過了個年。
在京城，除了租房、吃穿用度、給老家寄錢這些日常開支，還有一項支出也讓曾國藩頗為頭疼，就是同僚之間的迎來送往。
晚清的京城官場上，應酬之風甚盛，且有愈刮愈烈之勢。兒娶女嫁、孩子出生、小妾生日、老家來人……總之，日子裡的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能讓那些削尖腦袋找財路的京官們找個借口散發請帖。
曾國藩進京的頭兩年，幾乎把時間與財力都浪費在這樣的應酬上。後來，他痛下決心，定下課表，決定遠離這樣的歡宴場。可他畢竟是官場中人，這樣的想法不過是一廂情願，該來的不該來的帖子還是源源不斷地湧來。
無奈之下，曾國藩隻得拉下臉。他在門口貼了一張告示，告示雲：“曾國藩出身貧寒，長相不雅，箱內無銀。雖任檢討一職，卻是七品小官，俸祿有限，除衣食住行，已無盈餘。即日始，凡京官上憲、同僚座席陪酒應酬之事，概不參加，請帖亦不收存。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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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曾國藩任七品檢討時期發生的一件小事，卻足見他當時的窘迫之狀。但凡能想到一點門路，曾國藩也不至於如此公然地與同僚們翻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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