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長夢多，羅淑亞的那番決定又把曾國藩的一顆心提起來了。
果然，羅淑亞變卦了。兩天之後，六月二十一日，羅淑亞和曾國藩再次坐下來磋商時，竟一反先前的溫和態度，他蠻橫地提出要中方“三員論抵”：即要求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和陳國瑞三人為豐大業抵命。
此時的法國海軍頭目也瘋狂叫囂，若十幾天內不能照辦，定要讓天津化為焦土。
曾國藩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形勢忽然來了這樣一個驚天大逆轉。但對法國的要求，他卻是萬不敢答應。天津府、縣官員，不過在行使他們的地方職權，欲懲治一犯法教民而已，本無大罪，更不應以死謝罪洋人。何況張光藻在天津還頗有威望，素得人心。如若治他們死罪，大清的顏麵何存？至於那個陳國瑞，不過在焚燒教堂那天曾立馬橋頭為群眾助威，並未參與行動，更不該牽連至死。
可若不答應，果真如法國海軍頭目叫囂的那樣，把軍艦開進來，把大炮對準天津城，讓天津城化成一片火海焦土，讓天津民眾生靈塗炭，他又如何擔得起這份深重的罪孽？
曾國藩再次被推向人生的絕境。這一次，卻不僅僅關乎他自己的生死安危，而是事關他背後的千百萬民眾還有大清王朝的江山社稷。
與他一同參與談判的崇厚卻沒有任何猶豫，對法國提出的種種要求言聽計從。不就是區區三個中國官員嗎，砍了自有後來人可以補上官缺。可這一次，他卻被曾國藩拒絕了。曾國藩不同意“三員論抵”的無理要求，可一時又想不出更好的辦法。無限糾結愁苦之中，曾國藩竟與崇厚相對而泣。
好男兒流血不流淚。曾國藩此時流出的淚比血還濃，比流血更痛。
原本就是抱病而來，現在更是內外交困。巨大的壓力之下，曾國藩的健康狀況更加糟糕。他的暈眩病越發厲害，幾乎不能正常起坐。二十四日給兒子寫下那封家書後，又添泄瀉之症。二十六日又開始嘔吐不止。胃口極不好，每頓飯隻勉強吃一碗開水泡飯。左眼已經越來越看不清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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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間，羅淑亞又一次與曾國藩照會，仍要求府、縣官員抵命。曾國藩再次據理力爭，駁回了法國這一無理要求。
想來，當時的曾國藩是在拚著那條老命跟法國人談判。連跟他一起辦理此案的崇厚也看不下去了，建議他上奏，另派簡臣來接手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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