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其中，有一個人的信幾乎讓曾國藩無地自容。是老友左宗棠從遙遠的西北通過總理衙門轉達的：“津郡事變由迷拐激起，義憤所形，非亂民可比。索賠似可通融，索命則不能輕允，懲辦地方官員亦非明智之舉，正宜養民鋒銳，修我戈矛，示以凜然不可侵犯之態，方可挫夷人凶焰而長我中華之誌氣！”
左宗棠之言，字字如釘，直擊曾國藩心臟。
曾國藩與左宗棠，自同治三年（1864）攻陷天京城時鬨得不歡而散，多年來私下裡一直不通音信，但二人卻不計小節，在大事上向來不徇私情。在很多場合，曾國藩也毫不掩飾自己對左宗棠的欣賞，他甚至以為左乃“當今天下第一人”。現在，這個“當今天下第一人”卻再次成了傷他最深的人。
曾國藩赴天津辦理教案前，已擬好遺囑、備好棺木，早將生死置之度外，但形勢的發展還是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期。
人死其實容易，最難的是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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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天裡，曾國藩再次體味到生不如死的滋味。他後悔自己不該輕易聽信崇厚的話，將張光藻和劉傑交刑部議罪，更痛悔自己不該濫捕無辜群眾。可再多的後悔又有何用？
大錯已經犯下，唯有努力彌補。可欠債還錢、殺人償命，他又該如何來彌補？
原本是官望平平的張光藻、劉傑等人，因為那件事件一下子變得舉世矚目，他們成了受害者，更成了民眾眼裡的英雄。那些天裡，到他們府上看望慰問的人絡繹不絕。
曾國藩這才知道，人心才是這世界上最強有力的藩籬屏障。失了這道屏障，任你是皇親國戚還是聖賢大儒，一樣免不了被世人唾罵遺棄。
為了挽回人心，也略平複一下心中的愧疚，他決定傾己所能，籌備一些銀兩，給這幾家人的家屬以補償。可這些年來，他一直恪守祖父的訓誡，除了存下的兩萬兩養廉銀以備將來養老用，再無其他財產。堂堂一個一品大員，嫁了幾個女兒，他也僅僅給每個女兒二百兩銀子作為陪嫁。
但曾國藩還是決定從這兩萬兩養老銀中拿出七千兩，慰問張、劉兩家。
後來，此事被趙烈文知道，他悄悄回到直隸總督衙門，暗中發動幕僚們又籌集了一些銀兩，總共湊了一萬四五千兩白銀，幫曾國藩完成了這一心願，曾國藩的心裡才稍得安寧。
天津教案結案了，那份愧疚與痛悔卻至死都不曾離開曾國藩。
對於曾國藩在處理天津教案中的表現，理解的人認為：天津教案最後的處置結果，顯然不是曾國藩一個人能做得了主的，他不過是替清廷背了黑鍋。也有對他持完全否定態度者認為，不管當時的情形如何，他如何替自己辯白是“誤聽人言”，是為維持大局和平，都無法改變他投降的事實。
對於此次事件的處理方針，曾國藩在給清廷的奏折中說：“臣查此次天津之案事端宏大，未能輕易消弭。中國目前之力，斷難遽啟兵端，唯有委曲求全之一法。”所謂“弱國無外交”，不能否認，曾國藩的這番分析還是切合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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