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母給我倒了茶，我們坐在沙發上，穆主任從茶幾上拿起煙盒抽出一支遞給我，我趕緊給他點上火。
“慶堂，蔡教授跟我介紹說，你讀研究生時，為研究海綿竇解剖了三百多具屍體，看來你有做好一線醫生的基礎。下一步有什麼打算呢？”穆主任深吸了一口煙問。
“穆主任，我準備考您的博士生，想進一步提高自己。”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更重要的是在實踐中提高。你別看大腦隻有一千克，卻是人體中最脆弱的部分，這裡血管密布、神經眾多，每個部位都與人體各器官神秘地聯係著。神經外科就是在萬丈深淵上走鋼絲，每一個動作都關係到人的生死存亡啊！”穆主任意味深長地說。
“穆主任，我雖然解剖過三百多具屍體，但那畢竟是死人，我還沒有給真正的病人做過一次真正的開顱手術。我希望做您的學生，在實踐中多跟您學習。”我非常迫切地說。
“慶堂啊，看來蔡教授對你沒看走眼，隻要你努力，就一定能成為一名好醫生。”穆主任用欣賞的語氣說。“穆主任，您是怎麼走上神經外科這條路的？”我好奇地問。
“我參加過抗美援朝，是和我的老同學蔡恒武一起參加的。在朝鮮戰場上，我看見一批一批的傷員死於腦外傷心急如焚呀！那時候我對腦外傷一點也不懂啊，別的科，像骨科、泌尿、胸科、普外我都學過，我都有點辦法，可以搶救，甚至麻醉都行，但是腦外科我一點辦法也沒有，隻能看著戰友們一個個地死去。”他沉思了一會兒仿佛想起了往事，然後喝了一口茶說，“我記得那是一九五一年的冬天，我當時二十三歲，隨抗美援朝醫療隊來到鴨綠江畔，在一片荒林雪野裡搭起了兩棟土坯房，搶救從前線下來的誌願軍傷員。有一天，一名頭部中彈的小戰士被送到了我的手術台上。小戰士神誌昏迷中還在竭力高呼：‘為了祖國，衝啊……’然而，望著顱腦損傷的小戰士，我和其他大夫卻束手無策，隻能眼睜睜地看著‘最可愛的人’被死神奪去了生命。快五十年了，那名小戰士的呼聲還在我耳邊縈繞著，要是在今天，用不了兩個小時，就能把小戰士救活。從那時候起，我就下定決心，一定要成為腦外科方麵的專家。幸虧我沒死在戰場上，讓我有機會攻克神經外科這塊陣地。我從朝鮮戰場回來後，就向院黨委申請，組織了院裡第一個神經外科研究組。那時候西方一些國家不僅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而且實行知識封鎖，我們手裡什麼參考資料也沒有，隻能靠自己摸索。沒有教具，我們就到亂墳崗子挖骨頭，把腦袋骨挖出來腦袋骨裡麵全是蛆，很多蛆，一股怪味，回來以後就刷洗、漂白、煮熟，把骨頭穿起來做學習標本。雖然條件艱苦，但我們都乾勁十足。”穆主任既飽經滄桑，又饒有風趣地說。
雖然我解剖過很多屍體，但我聽到腦袋骨裡有很多蛆，咕咕容容的，我就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不過，我還是被穆主任的故事深深地感動了。
“穆主任，這麼說蔡教授也參加過抗美援朝？”
“當然了，我們就在一個醫療隊，他也目睹了小戰士的犧牲。抗美援朝後，他和我一樣也全身心地投入到神經外科領域。那時，我國對腦外科和顱內腫瘤的檢測手段非常落後，確定腦腫瘤部位和性質，隻能采用‘開顱檢查’的辦法，手術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二十四，而西方國家對我們封鎖當時世界上比較先進的‘腦血管造影’技術。為了衝破這道封鎖，蔡教授不惜以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為代價，在沒有防輻射的鉛裙的艱苦條件下，毅然成百上千次地做x光驗證……當蔡教授掌握了‘腦血管造影’技術之後，身上的白血球已經降到四千以下，隻有常人的一半了。他終於積累了兩千五百份‘腦血管造影’資料，使我國的腦外科檢測技術一步跨越了三十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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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著實被感動了：原來我的恩師蔡教授還有這麼非凡的經曆，他老人家卻從未炫耀過。我能投師在這兩位德高望重、桃李滿天下的老專家門下，真是我林慶堂上輩子積了德，這輩子老天爺特別垂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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