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末繇相為羽翼，其道之行，曾不得比於邵康節之數學，而世之信從者寡。道之誠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異說興，又不二百年而邪說熾。其推本陰陽法象之狀，往來原反之故，反覆辯論，累千百言，所以歸咎上蔡、象山、姚江甚峻。或疑其言太過。要其識論精卓，踐履篤實，粹然一軌於正，固無以易矣。
先生生當鼎革，自以先世為明臣，存亡與共。甲申後崎嶇領表，備嘗艱險。既知事之不可為，乃退而著書。竄伏祁、永、漣、邵山中，流離困苦，一歲數徙其處。最後乃定居湘西蒸左之石船山，築觀生居以終。故國之戚，生死不忘。其誌潔而芳，其言哀以思，百世下猶將聞風興起，況生同裡閈，親讀其書者乎！當時是，海內碩儒，北有容城，西有盩厔，東南則昆山、餘姚，而亭林先生為之魁。先生刻苦似二曲，貞晦過夏峰，多聞博學，誌節皎然，不愧顧、黃兩先生。顧諸君子肥遁自甘，聲名益炳，羔幣充庭，乾旌在野。雖隱逸之薦，鴻博之征，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動容，其誌易白，其書易行。先生竄身猺峒，絕跡人間，席棘飴荼，聲影不出林莽，門人故舊又無一有氣力者為之推挽。沒後四十年，遺書散佚，其子敔始為之收輯推闡，上之督學宜興潘先生，因緣得上史館，立傳儒林。而其書仍湮沒不傳，後生小子至不能舉其名姓，可哀也。當代經師，後先生而起者，無慮百十家。所言皆有根柢，不尚空談，蓋經學至本朝為極盛矣。然諸家所著，有據為新義，輒為先生所已言者，《四庫總目》於《春秋稗疏》曾及之；以餘所見，尤非一事，蓋未見其書也。近時儀征相國裒輯《國朝經解》，刻於廣南，所收甚廣，獨不及先生，其他更何論已。
先生出處本末，略見潘宜興、儲六雅、全謝山、餘存吾諸文集中。顯鶴增輯《楚寶》《文苑》亦有傳，不具述。獨詳述先生學業之者著於篇，使世之讀先生書者有所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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