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派司馬錯率軍攻打蜀國，攻取後，又讓他做了蜀地郡守。司馬錯之孫司馬靳侍奉武安君白起。而少梁已更名為夏陽。司馬靳與武安君坑殺趙國長平軍，回來後與武安君一起被賜死於杜郵，埋葬在華池。司馬靳之孫司馬昌是秦國主管冶鑄鐵器的官員，生活在秦始皇時代。蒯聵玄孫司馬卬曾為武信君部將並帶兵攻占朝歌。諸侯爭相為王時，司馬卬在殷地稱王。漢王劉邦攻打楚霸王項羽之際，司馬卬歸降漢王，漢以殷地為河內郡。司馬昌生司馬無澤，司馬無澤當過主管長安集市的官吏。無澤生司馬喜，司馬喜封爵五大夫，死後都埋葬在高門。司馬喜生司馬談，司馬談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從師唐都學習天文，從師楊何學習《易經》，從師黃子學習道家理論。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間做官，他憂慮學者不能通曉各學派的要義而所學悖謬，於是論述陰陽、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說：
《周易·係辭傳》說：“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體謀慮卻多種多樣；達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徑卻不一樣。”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於如何達到太平治世的學派，隻是它們所遵循依從的學說不是一個路子，有的顯明，有的不顯明罷了。我曾經在私下裡研究過陰陽之術，發現它注重吉凶禍福的預兆，禁忌避諱很多，使人受到束縛並多有所畏懼，但陰陽家關於一年四季運行順序的道理，是不可丟棄的。儒家學說廣博但殊少抓住要領，花費了氣力卻很少功效。因此，該學派的主張難以完全遵從。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則是不可改變的。墨家儉嗇而難以依遵，因此該派的主張不能全部遵循。但它關於強本節用的主張，則是不可廢棄的。法家辦事嚴厲刻薄少恩；但是它劃清君臣上下的等級名分，那是不可改變的。名家講究名實相符使人們被虛名、迂禮所束縛，從而違背人的真實情感，但是它提倡的名實相符，也是不能不細思的。道家主張清靜，能使人精神專一，行動合乎無形之“道”，使萬物豐足。道家之術是依據陰陽家關於四時運行順序之說，吸收儒墨兩家之長，撮取名、法兩家之精要，隨著時勢的發展而發展，順應事物的變化，樹立良好風俗，應用於人事，無不適宜，意旨簡約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儒家則不是這樣。他們認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導，臣下應和，君主先行，臣下隨從。這樣一來，君主勞累而臣下卻得安逸。至於大道的要旨，是舍棄剛強與貪欲，去掉聰明智慧，將這些放置一邊而用智術治理天下。精神過度使用就會衰竭，身體過度勞累就會疲憊，身體和精神受到擾亂，不得安寧，卻想要與天地共長久，則是從未聽說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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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家認為四時、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節氣各有一套宜、忌規定，順應它就會昌盛，違背它不死則亡。這未必是對的，所以說陰陽家“使人受束縛而多所畏懼”。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是自然界的重要規律，不順應它就無法製定天下綱紀，所以說“四時的運行是不能舍棄的”。
儒家以《詩》《書》《易》《禮》《春秋》《樂》這六部書作為經典。這些書的本文和釋傳以千萬計，幾代相繼不能弄通其學問，有生之年不能窮究其禮儀。所以說，儒家“學說廣博但殊少抓住要領，花費了力氣卻很少功效”。至於序列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即使百家之說也是不能改變它的。
墨家也崇尚堯舜之道，談論他們的品德行為說：“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階隻有三層，用茅草搭蓋屋頂而不加修剪，用櫟木做椽子而不經刮削。用陶簋吃飯，用陶鉶喝湯，吃的是糙米粗飯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為死者送葬隻做一副厚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慟哭而不能儘訴其哀痛。教民喪禮，必須以此為萬民的統一標準。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貴賤尊卑就沒有區別了。世代不同，時勢變化，人們所做的事業不一定相同，所以說墨家“儉嗇而難以遵從”。墨家學說的要旨強本節用，則是人人豐足、家家富裕之道。這是墨子學說的長處，即使百家學說也是不能廢棄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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