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包袱，把談話的障礙掃除了。她果然抓住這個話頭說：“還在中醫學會？”我說：“都四五年了。”這時下了車，她把我安頓到房間說：“我特地叫你早一天來。”又說：“有時候也要動一動腦筋，什麼東西都是想要才會有，而且想要就會有，你試一試。”我說：“沒那份天才，我還是寫幾篇文章算了。”她說：“文章要寫，別的東西也不能沒有。有了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是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嗎？”談到這個話題我很慚愧，可實在不能不談。她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決定別人命運的人，一種是命運被別人決定的人。”我笑了說：“這間房子裡把世界上所有的人物類型都包括了。”她有點憂鬱地望著我說：“大為你跟我說話也耍貧嘴？”我本來想故作豁達掩飾自己的處境，她這麼一說，我意識到自己這樣就把她推遠了。我說：“那我們好好說話。我真的沒想到當年的許小曼有朝一日會當個處長，三十剛冒頭就當了處長。”她說：“說起來吧，處長就那麼回事，可什麼不是那麼回事？活著就是那麼回事，有那麼回事比沒那麼回事總好點。一個人吧，就是另外的人的一個心思，他心思往左邊一轉，你就榮了，右邊一轉，你就枯了，一榮一枯，天堂地獄，想想自己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吧。我們的大多數心思都放在那些人的心思上了，一切努力都是使他的心思往左邊轉，如果往右邊一轉，完了。有時候一個眼神不對你都完了，完了還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完的。”我說：“這句話準確地描述了我的曆史。我這幾年燒水都會燒糊，買鹽都會生蛆。”就把自己的事情都給她說了。她聽了沒做聲，半天說：“大為啊。”我說：“其實我也不蠢，我明白怎麼操作才是正確的方向，總有什麼東西擋住了我，心裡明白也白明白了。”她說：“我知道你，知道你。”忽又笑了說：“對你我就不那麼繞著彎子說話了，我不怕說得你痛。從前有個農夫趕著一頭驢走在山崖上，下麵是萬丈深淵。農夫鞭子打著驢要它貼著石壁走，驢偏要靠外邊走，怎麼抽它都不行。最後驢掉下了深淵，農夫歎息一聲說，你勝利了，你勝利了！人那麼倔著其實就是這麼回事。”要別人這麼說，我早就踹他一腳了，但許小曼說了我沒反感，我自嘲地笑一聲說：“什麼時候尋把草來喂喂我吧。”她說：“你擋著自己乾什麼，該出手時要出手。”她淩空一抓，飛快地做了一個出手的動作，又縮了回去。我心中一驚，沒想到許小曼也有這麼一種姿態。我說：“沒想到許小曼也成了一個現實主義者。”她說：“誰也不是生活在雲裡，突然掉到人間來的，開始的時候，誰沒一點心理障礙？我們這些人，誰沒有一點驕傲？可守著這點驕傲，舍不得委屈自己，那怎麼辦？要世界來遷就自己，那不可能。”
許小曼帶我到外麵去吃飯。吃飯時她說：“為這次聚會，有幾個發了財的同學認了捐，其它人意思一下就算了。大家也別交什麼住宿夥食費，一交就俗了。”我說：“那我也意思一下。”我想著意思一下也就是一百塊錢吧。她告訴我淩國強認了五千八，伍巍是四千七。他們一個在商，一個在官，競價似的都想搶第一，還是淩國強搶去了。我聽了頭皮發麻說：“我們老百姓意思一下是多少？”她說：“我認了八百。”我馬上說：“那我也認……”她用手勢止住了我說：“你就算了，我給你寫個名字上去吧。”我還想堅持，可口袋裡隻有四百多塊錢，底氣不足，也爭不了硬氣，心裡愧疚著不做聲。想起“老百姓”三個字說得真醜，把自己的底都亮出去了。下午我們去了母校。我建議把車停在校門口，可許小曼還是堅持把車開進去了。我能夠理解她那種榮歸故裡的感覺。要有這種感覺，還是得自己是個人物才行。我先陪她去看了她當年的宿舍，學生上課去了。她從門縫裡看了好一會，下樓的時候不做聲，眼淚都快掉下來了。又去看了我的宿舍，一切依舊，隻是門漆成了棕色，而當年是淡黃色的。我推門進去，一眼就認出自己睡了五年的那張木床。一個男生把頭從蚊帳裡探出來，生硬地問：“找誰？也不招呼一聲就進來了？”我說：“我走錯門了。”就出來了。我們繞著校園走了一圈，那一年“三·二〇”之夜打著火把手挽手高呼著口號要衝出校門的情景生動地浮現在我心頭，耳邊也響起了那激越的小號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還有“團結起來，振興中華”那響徹夜空的吼聲。十年前的情景恍若隔世，我一下忍不住，眼淚就湧出來了。許小曼詢問地望著我，我用衣袖擦著淚說：“想起了那天晚上。”她馬上明白了，淚水奪眶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