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同學,又不在一個單位,把麵具卸下來,去掉了表演性,就是這個樣子。平時在單位,再怎麼樣都蒙了一層麵紗,看不透。我倒覺得這些人是正常的人,想升官,想發財,都說了出來,而平時是絕對不敢說的,要說另外一套話。我理解他們,人總是人吧。可又有點失望,社會精英,也不過如此而已。我意識到,長期以來,自己生活在一種幻覺之中,總認為在那個份上的人,掌握著巨大的權力和公共資源,就應該代表了公平正義,不然就太令人沮喪了。可特別地要求他們克製,壓抑,那又怎麼可能?幾千年來,人們總是知其不可而為之,從沒放棄過這種幻覺,畢竟有過一個包公,還有過一個海瑞。眼前這些人吧,平時說得最多的,大會小會上振振有辭反複強調的,恰恰是自己最不相信的那些話。反正非說不可,大家用布條蒙著眼睛往下說吧。說是說那一套道理,做則是按需要操作,習慣了,也就臉不紅心不跳氣不喘了。大家都這樣,反而成了一條遊戲規則,不懂規則的人信以為真,要用他說的話去要求他,那就是違規,違規者必然受到懲處,否則遊戲就玩不下去。當年我就是吃了這個虧,結果違規了,結結實實摔了一跤,到現在還沒爬起來,也許一輩子都爬不起來了。當虛偽成了一條規則,就不再會有虛偽感,也不會有心理壓力,他不過是按規則辦事罷了。社會其實默認了這一條規則,因此對一些事情視而不見,有群眾反映上來了也置之不理。誰又有權利要求別人特別地怎麼樣嗎?看著大家這麼興奮,赤裸裸地訴說著對權和錢的欲望,我有一種親近的感覺,無論如何,總比戴著麵具要好。
這時許小曼和幾個女同學進來了,大家更加亢奮起來。汪貴發說:“許小曼,我這個處級跟你那個處級就不一回事呢。你吧,下麵的廳長都要拍你,他拍我?”說著在自己屁股上拍一下。“我還要拍他呢。”又作勢要去拍許小曼,手揚起來,又慢慢收回去,說:“想不到留北京的同學就是你許小曼出息最大。”許小曼說:“說出息不敢跟四川人比,比如鄧小平,又比如汪貴發。”汪貴發舉起雙手說:“投降,投降,服了,服了。”有人說:“許小曼,你在部裡,哪裡知道我們下麵人的苦日子,有時也發發善心抬一抬我們這些受苦人吧。”許小曼說:“你都不認識錢還是錢了,要我隔河渡水飛越關山跑到廣州去抬你?”那人說:“有什麼辦法搞到一個國家課題,我願意拿五萬塊錢來攻關。國家課題錢隻有二萬三萬,難得的是那個名。”伍巍說:“抓一個國家課題在手裡,你的位子就穩了,上去也更有條件了。”那人說:“是那麼回事,我還擔心被別人擠了呢,我明年還要到哪裡去掛個博士讀一讀,先把硬件備齊了它,將來別人替你說話也好說一點,不然真有危機感。”說著仰頭把一瓶啤酒喝了,臉上放著光,“明年我報一個國家課題上來,許小曼你給我批了。”許小曼說:“那是專家組的事。”他說:“我拿五萬塊錢,你承包了替我攻關,專家組的人也是人嘛,要爭課題總是要出點血的。”許小曼說:“你以為別人沒看到過錢?”那人說:“不肯幫忙,領導的藝術就表現在這些地方,把我們擋了還叫人家放不出個屁來。”又打自己的嘴巴說:“這張嘴臭慣了,在文明之都的女性麵前也香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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