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血灑在書上，痕跡至今還在。
他常對我說：“《史記》《漢書》，從服虔、應劭到三劉，注解已經很多。章懷太子注解範曄的《後漢書》、裴鬆之注解陳壽的《三國誌》，雖然偶爾有字音釋義，其實主要是擴充異聞、補充遺漏，以示博學。
《晉書》的楊正衡、《唐書》的竇蘋、董衝所作的注解，我並不認可。徐無黨注解《五代史記》，隻是粗略說明歐陽修的寫作筆法和體例，其他都沒有涉及。
《通鑒》原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卻沒有流傳於世。《釋文》原本出自蜀人史炤，馮時行為它作序。如今海陵刻本中，又有司馬光之子司馬康的《釋文》，與史炤本大同小異。
司馬康在書局擔任檢閱官，得到司馬光當麵教誨，又與劉恕、範祖禹等人共同研討，不應該出現如此多的乖謬差錯。我猜想，海陵本《釋文》並非司馬康所作。你能不能加以刊正？”
我拱手回答：“願意學習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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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巳年，先父去世。我在家中竭儘心力操勞家事，又忙於科舉學業，但史學始終沒有荒廢。寶祐丙辰年，我考中進士，才得以全力投入這部書的研究。
我在外地做官，總是隨身攜帶《通鑒》；遇到不同的書籍、有學問的人，一定前去請教訂正。
依照陸德明《經典釋文》的體例，整理成《廣注》九十七卷；又著史論十篇，從周到五代，簡略敘述各朝興亡大概。
鹹淳庚午年，我從淮海邊回到杭州都城，延平廖先生見到我的著作，十分讚許，以禮聘請我到他家中，讓我校勘《通鑒》，用來教授他的子弟，我為此撰寫《校讎通鑒凡例》。
廖先生又把我推薦給賈似道相國。德祐乙亥年，我隨軍駐守長江沿岸，建議總是不被采納。不久軍隊潰敗，我從小路逃回故鄉。
丙子年，浙東開始動亂，我避難到越州新昌；跟隨軍隊遷徙，家眷得以幸免，但書稿丟失。
戰亂平定回到家中，我又購得其他版本，重新作注。開始把《考異》和自己的注解，分別散入《通鑒》相應原文之下；曆法、天文內容，則依照《目錄》所記附注在旁。
到乙酉年冬天，才終於編完全書。凡是史事的來龍去脈、地名的異同、州縣的建置離合、製度的沿革增減，我都詳細疏解說明其中緣由。對於舊《釋文》中的錯誤，全部加以改正，並著《辨誤》十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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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冬，月一十冬，年酉乙，噩作蒙旃
居蠖磵梅於寫，父之身省三胡台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