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綱領，這就極大地製約了成功的可能性。
關於此，我們可以通過一個至關重要的細節看出來。太子和李多祚在征調三百餘名羽林士兵時，居然不是由太子進行政治動員，也不是由李多祚下達軍事命令，而是采用名不正言不順的“矯詔（假傳詔書）”手段！
如果李重俊稍微有點政治頭腦，或者身邊有得力的政治幕僚的話，那他絕不會采取這種愚蠢的“矯詔”方式，而會像曆朝曆代那些成功的政變者所做的那樣——首先指出奸黨（武氏一黨）對朝政的危害，闡明此次行動的正義性，激發士兵的鬥誌和血性；其次許諾功名富貴，用利益來驅動人心；最後進行一定程度的威脅恐嚇，宣稱大家都是一條繩上的螞蚱，隻許前進，不許後退，倘有異心，立斬不赦等等。以李重俊的儲君身份，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做這樣一番動員，接著再讓禁軍長官李多祚出麵，和官兵弟兄們套套近乎，說些“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之類的煽情話，然後一人一大碗酒，指天為誓，歃血為盟，最後就可以激情澎湃地拿起刀槍，大義凜然地乾革命去了。
假如政變是這樣發動的，那麼當他們在玄武門下與保護皇帝的軍隊對峙時，士兵們就不會輕易背叛。因為就當時的形勢而言，太子這邊的實力還是要比皇帝那邊強得多。然而，變軍士兵之所以聽了皇帝李顯的一句話就陣前倒戈，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太子和李多祚是以一紙偽造的詔書騙他們起來造反的，這就嚴重地削弱了他們的忠誠度和積極性。如果政變行動自始至終都很順利，大家事後都有好處，那當然沒話說；可當形勢發生變化的時候，士兵們當然寧可聽皇帝的，也不肯再為太子賣命。因為他們本來就是聽從“皇帝命令”才行動的，如今既然知道那命令是假的，而皇帝在城樓上說的金口玉言則是千真萬確的，結果自然是把槍口掉轉過來對準太子他們了。
反觀神龍政變，自始至終，以五大臣為首的領導集團都有一個鮮明的行動綱領和政治口號，那就是——誅殺二張，推翻武周，匡複李唐社稷，擁立李顯複位。有了這樣的指導思想，才能團結大多數文武官員，從而整合各種政治力量，最終贏得勝利。而李重俊等人策劃的這場政變卻全然沒有類似的東西，隻是把整個行動建立在一張假造的皇帝詔書之上，如此政變要是能成功，那就是老天爺瞎了眼了。
第三，沒有為政變設定一個高端的政治目標。
李重俊等人發動政變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清除武氏一黨，為自己贏得更安全的生存空間，除此之外，似乎再也沒有更高的政治訴求，這就決定了他們隻能搞一場“半拉子”政變。
李重俊之所以會在玄武門下產生遲疑，按兵不戰，就是因為他隻想捕殺武氏黨羽、上官婉兒，而不願意與皇帝刀兵相見。我們說過，這是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李重俊此舉，充分暴露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和愚蠢。他似乎以為，隻要除掉武氏一黨就萬事大吉了，而絲毫沒有意識到——對於任何一個皇帝來講，不管太子是否有顛覆皇權的意圖，隻要他膽敢把軍隊開進內廷，就是十惡不赦的大逆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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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李重俊具有成熟的政治經驗，那他在製訂政變計劃的時候就應該想到這一點。也就是說，除非不發動，一旦發動，就必須以“控製皇帝，奪取政權”為最終目標。隻要這個目標實現，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除掉任何他所認定的“奸黨”！因此，對於李重俊來說，就算他沒有弑君篡位的想法，至少也應該用武力把中宗李顯控製起來，迫使他下詔誅殺所有武氏餘黨，同時授命太子監國。如此一來，他才能一方麵達到清除政敵的目的，一方麵又防止皇帝秋後算賬。隻有這麼做，他才能真正保障自身的安全。
這才是一場成功的政變應該做的事情。
然而，李重俊並沒有這麼做。所以，他的失敗是必然的。
經過這場突如其來的流血政變，中宗李顯雖然毫發無損，但是也飽受了一場虛驚。
當李重俊的屍體和首級被運回長安後，驚魂甫定的李顯毫不掩飾他的憤怒之情，即刻命人用太子首級祭祀了太廟和武三思父子，隨後又將其懸掛在朝堂上示眾。
同時，李顯把成王李千裡的姓改為“蝮”，將他的黨羽全部逮捕誅殺；被變軍攻破的各道宮門的守衛官兵，皆因失職之罪被判處流放；平亂有功的宮闈令楊思勖則被擢升為銀青光祿大夫、內常侍。稍後，李顯又追贈武三思為太尉、梁宣王，追贈武崇訓開府儀同三司、魯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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