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機會。士大夫和宦官，遂勢成水火。這一班好名譽好交結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標榜，互相結托的。京城裡的太學，遊學者眾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為他們聚集的中心。結黨以營謀進身，牽引同類，淆亂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個大忌。當時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這一個罪名，則一網可以打儘，這是多麼便利、多麼痛快的事！宦官遂指當時反對他們的名士為黨人，勸桓帝加以禁錮，後因後父竇武進言，方才把他們赦免。167年，桓帝崩，無子，竇後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孫靈帝，太後臨朝。竇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於竇氏的陳蕃，做了太傅，則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謀誅弄權的宦官，反為所害。太後亦被遷抑鬱而死。靈帝年長，不徒不知整頓，反更崇信宦官，聽其把持朝政，濁亂四海，而又一味聚斂奢侈。此時亂源本已潛伏，再天天給他製造爆發的機會，遂成為不可收拾之局了。
大傷後漢的元氣的是羌亂。中國和外夷，其間本來總有邊塞隔絕著的。論民族主義的真諦，先進民族本來有誘掖後進民族的責任，不該以隔絕為事。但是同化須行之以漸。在同化的進行未達相當程度時，彼此的界限是不能遽行撤廢的。因為文化的不同就是生活的相異，不能使其生活從同，顧欲強使生活不同的人共同生活，自不免引起糾紛。這是五胡亂華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後漢時的羌亂，業已導其先路了。今青海省的東北境，在漢時本是羌人之地。王莽攝政時，諷羌人獻地，設立了一個西海郡。既無實力開拓，邊塞反因之撤廢，羌人就侵入內地。後漢初年，屢有反叛，給中國征服了，又都把他們遷徙到內地來。於是降羌散居今甘肅之地者日多。安帝時，遂釀成大規模的叛亂。這時候，政治腐敗，地方官無心守土，都把郡縣遷徙到內地。人民不樂遷徙，則加以強迫驅遣，流離死亡，不可勝數。派兵剿辦，將帥又腐敗，曆時10餘年，用費達240億，才算勉強結束。順帝時又叛，兵費又至80餘億，桓帝任用段熲，大加誅戮，才算鎮定下來。然而西北一方，雕敝已甚，將帥又漸形驕橫，隱伏著一個很大的亂源了。
遇事都訴之理性，這隻是受過優良教育的人，在一定的範圍中能夠。其餘大多數人，和這一部分人出於一定範圍以外的行為，還是受習慣和傳統思想的支配的。此種習慣和傳統的思想，是沒有理由可以解說的，若要仔細追究起來，往往和我們別一方麵的知識衝突，人們卻置諸不問，而無條件加以承認，此即所謂迷信。給迷信以一種力量的則為宗教。宗教鼓動人的力量是頗大的。當部族林立之世，宗教的教義，亦隻限於一部族，而不足以吸引別部族人。到統一之後就不然了。這種小宗教，漸漸混合而產生大宗教的運動，在第五十四章中業經說過。在漢時，上下流社會，是各別進行的。在上流社會中，孔子漸被視為一個神人，看當時內學家（東漢時稱緯為內學）尊崇孔子的話，便可見得。但在上流社會中，到底是受過良好教育，理性較為發達的，不容此等迷信之論控製，所以不久就被反對迷信的玄學打倒。在下流社會，則各種迷信，逐漸結合，而形成後世的道教。在漢時是其初步。其中最主要的是張角的太平道和張修的五鬥米道。道教到北魏時的寇謙之，才全然和政府妥協，前此，則是很激烈地反對政府的。他們以符咒治病等，為煽動和結合的工具。張修造反，旋即平定。張魯後來雖割據漢中，隻是設立鬼卒等，閉關自守，實行其神權政治而已，於大局亦無甚關係。張角卻聲勢浩大，以184年起事。他的徒黨，遍於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即今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山東、河南、河北各省之地。但張角似是一個隻會煽惑而並沒有什麼政治能力的人，所以不久即敗。然此時的小亂事，則已到處蔓延，不易遏止了，而黃巾的餘黨亦難於肅清。於是改刺史為州牧，將兩級製變成三級製，便宜了一部分的野心家，即仍稱刺史的人以及郡守手中亦多有兵權。分裂之勢漸次形成，靜待著一個機會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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