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唐宋時代中國文化的轉變

宋儒（一）因其修養的功夫，偏於內心，而處事多疏。（二）則其持躬過於嚴整，而即欲以是律人，因此，其取人過於嚴格，而有才能之士，皆為其所排斥。（三）又其持論過高，往往不切於實際。（四）意氣過甚，則易陷於黨爭。黨爭最易使人動於感情，失卻理性，就使宅心公正，也不免有流弊，何況黨爭既啟，哪有個個人都宅心公正之理？自然有一班好名好利、多方掩飾的偽君子，不恤決裂的真小人混進去。到爭端擴大而無可收拾，是非淆亂而無從辨別時，就真有宅心公正、顧全大局的人，也苦於無從措手了。所以宋儒根本是不適宜於做政治事業的。若說在社會上做些自治事業，宋儒似乎很為相宜。宋儒有一個優點，他們是知道社會上要百廢俱舉，儘其相生相養之道，才能夠養生送死無憾，使人人各得其所的。他們否認後世政治家“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的苟簡心理，這一點，的確是他們的長處。但他們所以能如此，乃是讀了經書而然。而經書所述的，乃是古代自給自足，有互助而無矛盾的社會所留詒，到封建勢力逐漸發展時，此等組織，就逐漸破壞了。宋儒不知其所主張的道德、倫理、政治製度，正和這一種規製相反，卻要借其所主張的道德、倫理和政治製度之力，以達到這一個目的。其極端的，遂至要恢複井田封建。平易一些的，亦視智愚賢不肖為自然不可泯的階級，一切繁密的社會製度，還是要以士大夫去指導著實行，而其所謂組織，亦仍脫不了階級的對立。所以其結果，還是打不倒土豪劣紳，而宋學家，特如其中關學一派，所草擬的極詳密的計劃，以極大的熱心去推行，終於實現的寥若晨星，而且還是曇花一現。這時候，外有強敵的壓迫，最主要的事務，就是富國強兵，而宋儒不能以全力貫注於此。最需要的，是嚴肅的官僚政治，而宋學家好做誅心之論，而忽略形跡；又因黨爭而淆亂是非，則適與之相反。宋學是不適宜於競爭的，而從第十一世紀以來，中國的文化，卻受其指導，那無怪其要迭招外侮了。